大概的意思就是姚平仲、杨可胜等人擅作主张，不向朝廷汇报，私下调兵偷袭金军大营。我是今天早上上朝的时候才刚得知此事，正要下令抓捕首犯以正典刑，金军的使臣就到了（《三朝北盟会编》：“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事因，既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指，约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统诸路军兵作过，寻令根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俟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罪”）。
哎，皇帝要么懂行要么懂用人，赵桓两样都不行，亡国真是不冤。
姚平仲也是聪明人，知道回去必死，索性丢家弃主亡入山林。日后，南宋著名的诗人陆游还专门写了传记，记述了姚平仲偷袭金军大营失败后的逃亡历史（陆游《姚平仲小传》：“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当然，要忽悠完颜宗望，牺牲姚平仲、杨可胜这样的小角色还不行，需要更高层级的官员来担责才能过关。
李纲，即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在朝廷中央核心决策圈中，李纲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
性子急，不懂变通，到处怼人，将王公贵族推向前线……这些，都是官场大忌，非常容易得罪即得利益群体。
要不是东京被围，朝廷面临生死存亡，满朝文武无人站出来担责，宰执这个位子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李纲来坐。
现在需要个背锅的，李纲是第一选择。李纲被罢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李纲《靖康传信录》：“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意。’佥议欲缚余以与之，而使人反以为不可。遂罢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楙代之。因废行营使司”）。
种师道也被罢去了宣抚使之职，主战派全面失势（李纲《靖康传信录》：“上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
中央核心决策圈中的主和派重新得志。李邦彦、赵野等人本来就是蔡京的亲信，也是利益受益者，他们对蔡京的为官之道十分佩服也深谙其道。
原来东京被围朝廷面临生死劫难时，他们低头沉默。
东京保卫战胜利了，就拍马屁说赵桓指挥有方，战略正确，闭口不谈李纲功绩。
偷袭金军大营失败了，就夸大失败损失，并强行将政敌李纲等人扯上关系。
所以，不管胜负如何，李邦彦等人都是胜者。
搏命的不如忽悠的，赵桓心知肚明且放任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其亡也必然。
李纲本来想去崇政殿向赵桓辩解，刚到殿门，内侍就传达了罢职的诏书。
李纲只能回家反省待罪（李纲《靖康传信录》：“余是时得止兵诏，知事且变，即振旅以入城，诣崇政殿求对。既至殿门，闻罢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时初三日也”）。
2月3日，李纲罢职。
2月5日，李纲罢职事件所引发的舆情开始发酵。
数百名太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声援李纲。
这里要讲讲太学。
北宋教育系统发达，地方有县学、州学；中央就有太学。
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学生的来源主要是朝中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宋史》：“凡学皆隶国子监……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
太学设三个年级：外舍、内舍、上舍；
外舍定额2000人，内舍定额300人，上舍定额100人（《宋史》：“及三舍法行，则太学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
根据三舍法，新生刚入学时，只能入外舍，而这些新生往往都是地方州学推荐的优秀学员（《宋史》：“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试补外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
太学生其实很辛苦，朝廷设置了严密的考核晋升制度来约束他们。
比如，外舍生每个季度要进行“季考”，每年要进行“岁考”，每次成绩都优秀，平日行艺也不错，才有资格变成内舍生。
平时行艺由学官负责。
年终的“岁考”为公试，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宋史》：“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正，次博士，后考于长贰。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复试，参验而序进之”）。
内舍生也是考试不断，需连续三年品学兼优，经太学博士和太学正、太学录多人保举，才有资格升为上舍生。
上舍生两年考试一次，按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分为三等。
两优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相当于进士及第。
宋时普通百姓穿褐色衣服，进士及第即“释褐”，换上官服（《宋史》：“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凡上等上舍生暨特举孝弟行能之士，不待廷试推恩者，许即引见释褐”）。
宋徽宗赵佶对太学非常重视，多次调研视察太学，勉励太学生学成报效朝廷。对太学的教授、老师也优待有加，增加了不少领导职数（《宋史》：“十一月甲戌，幸太学，官论定之士十六人，遂幸辟雍，赐国子司业吴絪、蒋静四品服，学官推恩有差……三月辛酉，幸秘书省，遂幸太学，赐秘书少监翁彦深、王时雍、国子祭酒韦寿隆、司业权邦彦章服，馆职、学官、诸生恩锡有差”）。
可以这么说，宋徽宗、宋钦宗时期的天之骄子非太学生莫属。
蔡京上台后，权术之道在官场盛行，范仲淹等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为官思想被官员们所抛弃。
做官，大家都需要捷径，需要获得感，时间最短利益最大化为最佳。
对一般官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靠山，而需要靠山就需要消息灵通；消息灵通就需要各种应酬；从应酬上培养感情获得了消息就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出击。
因此，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为各自利益而奔忙，没有人愿意为所谓的情怀而付出。
太学生作为预备官员，部分人也开始趋利附会，依附巴结蔡党官员以谋利（《宋史》：“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祐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
前面讲过，太学生主要来源是低级别官员和平民子弟，这使得部分学生比较有正义感，特别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
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上书发表政见要求诛杀奸臣，整顿朝纲。
这是国家危亡之际而激发的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