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在愚园路的公寓里，对乔治如是说（上）

当时，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在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愚园路艾黎寓所阁楼里共产国际的秘密电台，几乎成了上海地下党联系江西苏区的仅有电台。当时是1934年秋冬之间，无论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是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与根据地，正处于中国革命中最艰难最严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告诉她十分信赖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话不多，只有七个字，但是，每个字都很沉重：

“地下党需要电台！”

1928年秋，周恩来由莫斯科归国回到上海，立即着手建立中共自己的无线电台（中央特科四科），次年10月，通过试制，终于组装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电台，功率50瓦。台址设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一栋石库门三层楼上。1930年秋，经共产国际培训的无线电人员毛齐华等秘密回国，在上海建立了连接莫斯科的国际台。至此，中共与共产国际开通了直接的无线电通信。1930年底，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了一部半电台（其中一部电台只有收报机，无发报机），电台主管吴人鉴率领的原国民党军队10名报务人员也“投诚”加入了红军。吴人鉴是黄埔六期通讯科的高才生，改名“王诤”，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的“种子”，由此创办了红军电台，并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大队。中央又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据地，派遣王子纲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遣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去开展及加强无线电通信工作。这样，中共中央与各主要苏区根据地就初步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系。

1931年9月，中央红军改装了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之后，红一方面军同上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这年9月，毛齐华等建立在上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1933年初，因受顾顺章、向忠发等重量级叛徒的影响，上海临时中央转移至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配设两部电台，一部专与共产国际联系，另一部专与江西中央苏区联系。由于功率问题，江西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必须由上海“过桥”。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与继任书记盛忠亮先后叛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再次惨遭重创，敌人获得了局机关6名报务员姓名、住址和全部电台的位置，上海的全部中共地下电台遭到破坏。至此，1934年10月间，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断，极其严峻的问题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就在当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共上海机关的电讯联络也中断了。危急时刻，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及中共上海地下党都找到了宋庆龄。

宋庆龄就想起了路易·艾黎。

宋庆龄与艾黎的关系还要从头说起。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宋庆龄曾多次听斯诺、史沫特莱等在上海的美国进步人士谈起“红头发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称其为了不起的真诚关心中国苦难社会的外国人，利用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督察的重要身份做了很多革命工作。早在1933年春夏，宋庆龄以世界反战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筹备并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会议派出调查团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情况。这是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支持的重要会议，史沫特莱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开展工作。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史沫特莱将艾黎推荐给宋庆龄时说：“艾黎会最热心地支持您开好这个会。”于是，艾黎来到莫里哀路宋庆龄居住的寓所，两人的密谈十分融洽深入。这次国际会议，上海地下党由冯雪峰负责配合宋庆龄开好这个国际反战会议，配合得很好，秘密地安排好接送国际会议各国代表，可以用夏衍的话“严丝密缝，滴水不漏”来形容，秘密地将代表从外滩码头接来，会后又秘密地将代表送上外轮。艾黎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宋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在霍山路85号三楼大空房的会址，是艾黎借用他在工部局某下属的私宅。代表们席地而坐，宋庆龄主持会议也仅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秘密会议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晚上霍山路一带都有工部局下属巡捕马队在巡逻，只有宋庆龄自己知道，这些巡逻的马队是艾黎亲自掌握的。会议选举了毛泽东、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季米特洛夫、伏罗希洛夫、罗曼·罗兰等为名誉主席。从此，宋庆龄与艾黎两人的合作及友谊，贯穿了两人的一生。

1934年秋冬，由于中共上海局机关及所属两部电台均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导致上海地下组织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也和江西苏区及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驻上海的秘密联络员告诉宋庆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示下，共产国际正在设法打通莫斯科与中国国内之间的电讯往来。潜伏在上海的幸存隐蔽人员，也都未忘记自己的责任，毛齐华等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关系以及收集到的器材，于1934年冬，刚刚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也需要和莫斯科以及战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呼叫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