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农业是人类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转化为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权力与财富的最重要方式。

——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一研究背景

目前，提起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家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一个问题，并且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尽全力解决的大问题，似乎农业、农村和农民是问题的制造者而非承受者。一些学者将“三农”与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关联，认为“三农”是这一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和艰巨任务（李树基、朱智文，2003；武力，2002；韩长赋，2002；李炳坤，2003）。在“三农”问题的前提下，农村城市化、农业市场化、农民非农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流行思路。有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的自然村从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每天消失近百个村庄。农村城市化作为许多崇尚现代化生活者的一种憧憬，亦被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农村问题的解决不能拘泥于农村内部，应同城市发展相结合，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将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陈锡文，2003），改变传统城乡差别化的分工格局，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许经勇，2001：6）。“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小城镇建设密不可分（李晓霞，2010），城市化被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李景国，2009），新农村建设是将这样一种思路付诸实践的具体探索。然而我们对于一种理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限制被用来解决问题缺乏实际的思量。

农业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业政策导向的重点。融入并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立足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晓亮，2001）。对农业市场化的具体要求和期待如下：土地自由流转，且能够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结构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生产专业化、产品标准化、经营规范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少而精”；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改造传统农业，改变原先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彻底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罗伟雄，2002：7、9）。

在“三农”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农民问题更多地集中于收入问题，而收入问题的解决又被巧妙转化为人口问题。因此，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用非农收入补贴农业收入不足成为一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吴敬琏，2002），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樊纲，2004：52～54）。在“去小农化”政策呼吁的同时，资本亦在大举进军农业。2006～2012年，农业领域的商业投资金额超过了38亿美元；许多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农业，如网易、联想、京东商城等都有各自的农业项目（姚尧，2013）。许多工商资本大量流转土地，投机色彩浓厚，有的甚至因为盲目上马而形成“烂尾工程”，暴露出“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的弊端（乔金亮，2015）。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领域被认为是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领域，因此政府对“资本下乡”多抱持乐观态度，希望借资本的力量引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加工、育种、机械化应用等领域。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一些投机资本成为套取国家惠农资金或流转土地用于非农产业的幌子。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非农民”，而一些“非农民”依据资本优势掌控土地成为所谓的“新型农民”。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非农领域，工商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走向农业领域，形成了当前的“农民非农化”背景。

二研究问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 [1]，《悯农》）这是一首描写农业获得丰收而农民依然穷困饿死的诗，该诗作于唐朝。一千多年过去了，农民的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等原因得到莫大改善，然而增产不增收的状况却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有一个好的收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增加收入，过好的生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什么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充足的生计保障和应有的尊严？[2]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贫困的成因从大的方面主要有两个解释视角：一是从穷人自身角度进行解释，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懒惰原罪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经济自由主义的竞争失败论、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德沃金的个人选择论；二是从环境角度进行解释，包括自然环境决定论，如地理环境对体格、健康和精力的影响，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对人口、资源的影响等，以及社会环境决定论，包括国穷民必穷的经济落后论、空想社会主义的私有制根源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论、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谭诗斌，2012：207～240）。阿马蒂亚·森（2001）用权利方法对贫困与饥荒进行了分析，认为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利关系，贫困与饥荒源于权利的失败，权利主要取决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那么，权利关系如何取决于其他的社会特性？本书将其概括为“政治过程”，并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对所提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农业重要到关乎生存，所以才成为争夺和控制的目标，而一旦这种控制以一种程式化的方式进行，处于被控制的一方必然随时面临生存的压迫和尊严的丧失。

农业本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表现，为了生存，人通过驯化动物、培植作物，为自身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供给。随着这项活动越来越常规化，分工也逐渐确定下来，社会慢慢成形。当这项活动越来越被熟练掌握，它所能提供的剩余越来越多时，一部分人便可以从中抽身而出从事其他的活动，例如调解群体矛盾、组织群体活动等。当社会更显成熟、社会事务日益繁杂时，这部分人便首先被社会事务所异化，他们也许整天忙于处理事务，而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其生存所仰赖的活动不再与自然有关，他们的食物或者来源于家庭其他人的劳作，或者来源于所在群体其他人的剩余转移。当这部分人完全从农业脱身后，他们的生存亦面临一个保障的问题。农业生产必然会遭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因此群体内部的食物自愿转移也会有挫折。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农业生产者自己都面临食不果腹的危险，而那些从农业中脱离出去的人更是面临生存危机。此时，多数农业生产者与少数非农事务者的矛盾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呈现。为保障自身的生存，非农事务者必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保证自身拥有稳定的食物供给。无论生产者收成几何，都不会影响到非农事务者的食物供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权力便从此产生。无论非农事务者为其他人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否是其他人所赋予他们的，也无论这种服务与他们所接受的食物供给是否等值，这种食物供给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持续进行，权力便开始展现它悲剧性的一面。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收制度便是政治权力在农业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封建时代苛刻的税赋正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重要原因。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代表权力失去了它在农业领域的表现空间；在新的发展时代，通过经济刺激实现农业商品化，经济开始成为农业政策过程中一种新的动员、组织和控制方式。权力作用于农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接的命令”被“积极的引导”所取代，对农业的组织和引导越来越表现为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农业商品化的目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启示我们，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社会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政治。农业商品化的实现是通过政治手段推进的，实现农业商品化是为了参与国际权力角逐。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透过政治以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形象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因此非西方国家农业的政治过程多少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本书试图在一个村庄的层面详尽挖掘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具体包括国际竞争及国家发展背景、农业相关资源的组织和分配过程、相关政策对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变迁对村庄利益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而对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探讨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

三研究综述

（一）“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自从被提出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都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甚至是重中之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3]，为什么“三农”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不同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讨。翟光红（2005）、吴敬琏（2002）、温铁军（2002）、陈锡文（2001）从剩余人口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太多，而农村资源匮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村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这一主线，以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富裕农民。从这种角度出发，“剩余人口”既成为“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成为劳动力转移和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的依据。

徐勇（2004）、邓大才（2002）、刘修明（1996）、宫希魁（2002）、李昌平（2002）、李成贵和孙大光（2009）从农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农村作为一个地位日渐弱化的区域，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农业失去了自我发展和积累的能力，将城市化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出路，这样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即把结果当成了手段。要处理好“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认清农民的弱势地位，重视农民权利。政府应更多承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责任，进一步为农民赋权。农民权利是理解农民、农业和农村处境的一个有用视角，但在此视角下却不容易找到具体、可行并且具有政策价值的解决思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权利受损的一个表现，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做出解读。

从结构体制的角度，王建（2002）、周批改（2002）、周作翰和张英洪（2004）、陆学艺（2000）、温铁军（2002）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僵化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农民失去了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被限制在农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从而使得本就短缺的经济更加短缺。“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民权利被部分剥夺的一种表现，在逐步取消二元体制的过程中，农民权利本该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从多数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更多的关注。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是打破严苛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第一步，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但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换言之，自由流动权并不是农民应有权利的全部，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亦不容忽视。农民负担的轻重和“三农”的战略地位与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关。

从农民负担的角度，张清太（2012）以农村税费政策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着手分析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陆学艺（2001）指出，越是贫穷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也越重。2006年，农业税被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在以城市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农村成为需要不断向城市看齐的落后和被改造空间，农民在新时代面临新的高涨的货币化负担和压力，徐勇、邓大才（2006）将其称为“社会化小农”。

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在宏大社会这一层面上解释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未被及时改造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酿成现代的“三农”问题，如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土地均分使得小农生产流行，与市场要求相符的新型经营组织欠缺等（宋亚平，2000）；也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小农经济本身便意味着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速小农经济的衰退，带来“三农”问题（赵磊，2005）。

从“中心—边缘”的战略角度出发，张厚安和徐勇（1995）、张晓山、崔红志（2001）、林光彬（2002）认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存有偏差，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被忽视或轻视；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城市和工业成为发展的重点和政策倾斜的对象，相比之下，农村和农业发展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积累；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农民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在一些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以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从各不相同的角度揭示了农民积贫积弱的原因，但对于解释为什么农业不足以使多数事农者——农民获得充足的生计保障和应有的尊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各项观点从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该问题进行解释，但缺乏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框架将相近观点进行框构。

（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理解农业生产与农民处境的一个视角，也是关系农业发展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同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同也带来了生产力不同程度上的解放，农业生产与农民处境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国内一些学者对不同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做了细致分析。

苏明（1991）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国家针对农民所实行的不同政策及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农业效益的变化。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指导下，国家与农民的分配格局出现“取”大于“予”的局面，农业成为一个贡献部门；改革开放后，农业资金分配政策得到调整，农产品价格得以提升，农民收入得以增加。改革开放后的最初10年间，农民仅因农产品提价这一因素就增加收入6000多亿元，然而因这10年间农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的上涨，农民支出也大幅度增加。这10年间，农业部门从过去的大量净流出变为略有流出。李成贵、孙大光（2009）持相似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因为土地、市场等各方面的限制，利益遭受损失；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农民在土地、市场、流动、自治等多方面的各项权利使得农民的生存状态得到很大改善。

曹树基（2002）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和缓形象地称为“蜜月”，认为在1949年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国家与农民一共经历了两次“蜜月”。第一次是在1951～1958年，贫下中农从全国的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农民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农业产量稳步提高，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此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如胶似漆。第二次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的十多年间，农村各项生产力得以解放，乡镇工业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得以可能，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又一次亲密无间。分别尾随两次“蜜月”的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两次“恶化”：第一次是在1958年以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产品过剩，乡镇企业纷纷破产，加之地方政府的税费负担过重，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并出现“三农”问题和“三农”危机。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民依然是国家人口构成的主体，农民的利益不可忽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不断探索、调试。学者们认为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刘修明，1996），在当前“三农”问题凸显且治理难度愈来愈大的时候，更应该从农民利益的角度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考量（颜玉怀，2005）。已有的多数研究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但胡新萍、赵兴梅、苟天来等（2011）从农民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在新中国成立的热浪中接受了集体主义的国家治理方式，选择为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之后在经历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后，农民的个人意识觉醒，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早已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经营者，原有的集体主义治理方式作用逐渐减弱。

以上是国内学者基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其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影响所做的研究。在国外，关于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研究最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对国家、农民和农业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所做的详细记叙。斯科特（Scott，2008）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区域——赞米亚（Zomia）。斯科特认为赞米亚山地是特定族群逃避统治而形成的“碎裂带”（shatter zone），尽管这里的居民常被视为“身处边陲之地的山民”而被污名化，但他们“处于边缘地带的位置，地理流动性，游耕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上的异质性，平等主义，甚至没有文字，以及口头文化”等特征在斯科特看来，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和自我生成国家的精心设计，表现了无国家的人民对有国家世界的适应，他们是与国家对抗的“有意识的野蛮”。斯科特论及了山地（边陲、超国家空间）和谷地（国家所在地方）的主要差别；谷地受到国家统治，向君主缴纳赋税、服役，他们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集中耕作——方便国家征收赋税；而山地处于低地国家的边缘，从而保持了相对的隔绝，享受隔绝所带来的自主以及具有在多个主权国家的相互竞争中获利的优势。山地人民灵活善变，经常迁徙，会使用两到三种语言，这是其逃避统治的艺术。山地人从事逃避型农业（escape agriculture）——为了阻止国家税收而设计的耕作方式，种植的作物多样、灵活。就赞米亚来说，国家主要采取的方式是集中稻作，集中稻作有利于国家的统治。集中区越大，国家越大；集中区越小，国家越小。山地和谷地两者的区别不是源自文明或者宗教，而是政治上的分界将国家的臣民和控制之外的人区别开。“野蛮的边缘地区”也不是即将消失的过去的遗留物，而是一个逃逸之地，是由人民逃避统治而聚集形成的。他们不是野蛮部落，而是政治避难所。人们选择的居住地与谷地的远近取决于他们想与国家保持多大的距离。

（三）政治与政治过程

海伍德（2013：5）认为政治含义其中的一种理解是，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即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通过任何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克尔弗列特（2012）认为政治是对资源的控制、分配、生产、利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所隐含的价值与理念。他总结出“日常政治”的概念，即通过一些平静的、普通的和细微的表达与行动，来接受、遵从、调整和对抗那些针对资源的管辖、生产和分配的规范与准则，这些表达和行动极少是有组织的或直接的。日常政治有四种形式：支持、顺从、调整和抗争。克尔弗列特认为关于政治的传统研究通常以政府为核心，且多是负面的。然而在政治中没有什么是注定肮脏、卑鄙和无耻的，政治不仅仅涉及政府，还可以出现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境中，并且具有道德的多个侧面——好的与坏的、积极的与消极的、有原则的与无道德的。因此传统的政治研究过于强调消极面，过于强调一小部分人群，对那些具有明确政治性的组织予以特别关注，忽视了很多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物。他的研究重点关注人们日常的表现，并将之与资源管理者的互动作为一种政治。本书将借鉴“日常政治”的思想，然而关注点将与克尔弗列特有所不同。本书通过村民的日常生活考察自上而下的政治如何影响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即自上而下的政治在村民日常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表现，其中会涉及但非单纯论及自下而上的行为反应。

政治过程是对与政治相关的体系、制度、行为等的一种动态研究方法。包雅钧（2006）指出，在政治学研究中，人们一般把“政治过程”等同于“政府过程”，以研究影响政府决策或政府运行的各种可能因素。但细究起来，政治过程的涵盖面更广。政府过程主要以政府的运行为中心，政治过程则不拘泥于政府，也包括其他政治主体间的相关政治互动和交流。美国学者杜鲁门（2005）的《政治过程》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它沿袭了Bentley（1908）对政府过程研究的团体理论，突破了之前西方政治学研究将目光集中于政府的正式机构以及“书卷气”浓厚的制度理论研究传统，从利益集团的起源、组织及其与政府互动的各个方面出发展现了一个动态的现实主义政治过程。在杜鲁门之前，阿瑟·本特利已经对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进行了肯定，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元素，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中介。杜鲁门不同于本特利之处在于，本特利主要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以及它们如何通过政府机构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胡伟，2005）。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过程对本书有两点启发：第一，政治过程是包括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在内的多方参与者互动过程的体现；第二，中国的农业的从业者为何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共同体这个问题值得仔细思考。

白春鹤、臧建玲（2013）认为“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然而其之所以认为“三农”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寄希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而非对“三农”问题的政治性进行解释。史璞（2001）言简意赅地指出，农业的发展是启动内需的关键，农民的生活困境更多是因为外部影响。李成贵（2004）认为“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实力悬殊，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增强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

安苗（2011）分析了农业的社会过程以及村庄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认为除地方系统、农业传统、现代投入及市场等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外，国家也通过其“在场”形式和载体的改变而实现对村庄农业和农民农业生产行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生产组织方式由集体转变为农民个体及其家庭，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由“强制”到“鼓励”，由对农业产品的索取到农业成本的补贴，在土地政策上由“集中”到“平均”再到“适度集中”的变化等。她认为无论是传统模式的农业生产还是现代模式的农业生产，都不可能是农业发展的唯一的普适趋势，建立在地方生态和知识系统基础之上的、融合了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的混杂模式——本土模式才是最符合客观现实的农业发展模式。所以，国家应该鼓励农业生产的本土化发展。同时，国家应该建立一套围绕农民的福利体系，以使农民在福利体系的保障下“心中不慌”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促进实施产业发展战略以及满足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需求。

任守云（2012）通过对一个村庄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进行追踪，展现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经历的重要变革，指出了商品化对农村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认为农民所承受的外部结构性力量正在由超经济力量转化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本研究将不回避农业的商品化趋势，但认为农业的商品化亦是嵌入政治过程之中，是政治过程的一个方面，并且认为经济已经成为实现政治控制的一种新手段。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一）概念界定

1.政治过程

笔者根据克尔弗列特对于“政治”的定义，即政治是对资源的控制、分配、生产、利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所隐含的价值与理念，将“政治过程”阐释为对农业相关资源，如土地、水利、农产品、劳动力等的组织和利用过程，以及组织和利用的目的和逻辑。

2.概念内涵

第一，政治过程涵盖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角逐与利益分配，如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其他群体、农民与农民之间的权利关系。政治过程解释了为何农业的从业者——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源于权利的缺失。权利关系取决于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等。政治过程正是在于揭示权利关系是如何取决于国家政策、制度等社会特性的。因此，对政策层面利益的导向和在不同权利主体间的分配之研究是政治过程研究的开始，对政策影响下各权利主体间的行为博弈和互动的追踪是政治过程研究的动态深化，初步描绘现行政策导向下不同主体的权利格局和行动空间是政治过程研究的一个静态结果。

第二，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过程亦涵盖了国家间政治的相互影响及权力传递。从这一角度，政治过程揭示了权力的来源和农业转型的国际环境。农业的政治过程起始于国际农业政治，后者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并进而对村庄层面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一系列影响。在此基础上，政治过程也体现为一种发展方式或控制方式的变迁。这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以及在此过程中经济和市场化意识在农民思想观念中的不断加深。

第三，性别和代际家庭关系也是政治过程的一个微观表现。在现代农村社会，打工与种地的性别分工、代际逆向供养关系无不体现着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对社会生活和生存空间的重新整合。国家对农民的组织和动员开始从一种超经济力量的威权命令转变为经济力量的积极引导。经济自古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具有扩张性和侵蚀性，其所到之处大多共同体被击散，原有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每个人都被调动起来汇入经济进一步扩张的洪流中。追求经济成为生存手段，经济所标榜的现代生活又决定了追求者的生存情况。为此，家庭成员被分割为流动者和留守者，父辈穷尽一生只为子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政治过程从社会到家庭，又从家庭到社会，在二者之间来回激荡。

3.概念辨析

胡伟（1998：4～5）曾研究政府过程，并著有《政府过程》一书。他认为“政府过程”概念中的“过程”不是指政府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政府行为分析的框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横断面上，研究政府活动的逻辑顺序或政府运作的程序。政府过程有时被当作政策过程或决策过程的同义词，但胡伟认为它比政策过程或决策过程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它大体可以与政治过程置换。朱光磊（2002：18）直接认为政府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过程。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他以“大政府”为研究对象，从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党政关系、决策及执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角度对“现实的政府”的实际运作活动进行了详细阐释。不过，已有的政府过程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的政府理论研究，开始强调动态的决策、执行和互动过程，但研究仍多关注于制度层面的宏观解剖，缺乏日常生活领域的权力博弈展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过程并不同于政治过程，虽然二者在内涵上有部分重合（即其他利益主体如何作用于政府及政府的政策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但区别更大。政府过程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便是政府，而在政治过程中，政府不过是日常政治活动中一个相关的对象，它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正如本文对政治的定义侧重于从资源的掌控和利用角度一样，我们不可能仅研究政府对资源的掌控和利用。因为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控所有的可利用资源，而是通过政策或其他手段，影响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围绕资源展开一系列推动社会持续变迁的活动。这些活动及过程中各主体的相互作用才是政治过程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研究思路和内容

本书以一个村庄为研究单位，立体地展现国家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发生与发展过程。如图1所示，通过国际农业政治和国内政策的梳理和分析，说明国家力量“为何要”以及“是怎样”作用于农业；通过对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具体考察经济如何被纳入政治动员和发展的框架中以作用于农业，并对农民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在传统作物种植和家庭层面重点考察在经济力量驱动之下，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业家庭的处境。实地的具体研究涵盖农业相关的各领域，包括土地分配、水利灌溉、作物类型、劳动力配置等各个方面。选择这些方面作为主要的研究和分析对象，是因为这些方面不仅是重要的农业资源，而且是一系列政策、事件发生和碰撞的界面，具有很好的串联性和可观察、分析性。在考察这些方面时，笔者特别关注不同的群体在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及其产生的结果，分析不同时代政治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这种变化在不同的群体中所引起的不同反应。

图1 研究框架

研究内容方面，就具体章节而言，导论在于引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介绍已有的研究基础、研究村庄的基本情况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国际农业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点明中国现代农业变迁发生的国际背景及面临的挑战；第二章“国际政治视角下国内农业政策浅析”通过对国家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本分析，展示国家层面的农业政策取向，这既是对国际政治竞争的积极应对，也是地方农业政策执行的基础和依据；第三章“分田与承包：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探讨对农民生计至关重要的土地政策在村庄的落实及其影响；第四章“集体与个体：农田水利进退中的组织困境”剖析在集体化和分田到户以后农村水利灌溉设施的变化及农民的不同应对办法；第五章“李子种植：政府主导的市场嵌入及其影响”分析政府“为民致富”的意愿、政府在经济作物种植中的推动作用及农业商品化的影响；第六章“双重挤压：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存空间的嬗变”通过对农民放弃种植小麦的原因进行分析，尝试理解转型期农民的处境；第七章“打工与种地：农业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关系”从性别视角分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一方面为“政治过程”研究添加了性别色彩，另一方面将农业政治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延伸至家庭场域，拓宽农业政治的内涵；“总结与讨论”从农业的政治过程与农业变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文章做出总结，并讨论了本研究对公共管理的一些启示。

“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费孝通，2012：6）费老在《江村经济》中通过对以国际环境为主的外部动力和以传统社会秩序为主的村庄基础的细致梳理，展现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变迁应有的指导价值，以此吁求“一些政策”的出现。而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些生产生活情况正是这种政策的结果。我们对当前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的具体考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费老所提吁求，是对“一些政策”结果的继续考察。

（三）研究方法

1.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

本书主要采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其中，将口述作为重要的材料收集方法。通过村民的口述，寻找过去和现在的不同之处，探究这种不同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口述材料之所以可以被作为论据，原因之一是口述材料多是基于口述者的历史阅历和日常观察。日常观察首先是真实的素材，是作为外来的研究者很难轻易看到和体会到的，研究者相当于是借用口述者的眼睛来得到一些材料。当然，有时候研究者和口述者之间也会互为工具，研究者希望通过口述者得到一些资料，口述者也希望通过研究者实现一些现实的目的，所以有的会故意偏重叙说某些材料，而淡化其他。这些表现对于理解口述材料至关重要，因为材料是僵化的，而通过这些表述可以看到材料背后的人际关系或权力关系，正是这些关系让材料鲜活起来，也让研究者对于当地的生活有更多的理解，这是有利于研究的。

见闻、感受，随时间流逝所产生的思考，以及基于比较得出的发现，纵向的定性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定量截面分析具备同等重要的研究意义。如在本书第五章第三部分，要证明人口外流对集体灌溉的影响，本书选取的是几位口述者的历史感受描述，他们的感受是基于过去和现在村里人口流动状况的明显差异得出的，他们看到过去劳动力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必须留在村里，加上其他的组织和动员方式，使得水利灌溉工作做得很好；而现在因为经济利益驱动，以及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加之劳动力对农业和灌溉的重视程度不足，集体水利灌溉工作趋向衰退。集体水利灌溉衰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外流只是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出现，它对集体水利灌溉衰退这个结果并无必然的决定作用，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通过口述者的主观历史感受能发掘到这一因素。如果是用定量方法，就需要寻找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个村庄，通过收集同一历史截面上的数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人口流动对集体水利灌溉的影响作用。这无疑是一种较为有力的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对于验证因素十分有用，对于发现因素却无能为力。

口述材料得以成为有价值的论据，原因之二在于能够得到一种类似于定量研究方法中异于研究者自身的可假用逻辑的支持。定量研究方法之所以被认为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应用了不受研究者自身逻辑影响的所谓客观公认逻辑，这一逻辑便是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的逻辑，即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数字关系，这一关系不受研究者自身的主观影响。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结果受研究者自身的逻辑和主观思想影响严重，很难被他人重复验证，且个人观点难以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口述资料作为论据使得他人的逻辑可以被假用在定性研究中，他人的逻辑对于研究者而言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这一“他人的逻辑”正确，那么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认可的，虽然尚未达到“公认”的程度。但是这些资料，甚至这一逻辑本身也是可以被重复验证的。因此，可假用逻辑的获得支持了口述资料成为有价值的定性研究论据。

2.实践过程研究

实践是布尔迪厄的一个重要概念，当前学术界受此启发提出“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传统结构主义方法的突破和超越。孙立平教授（2002）特别提出“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使“实践社会学”从理论走向实际的学术应用。本书强调的“实践过程研究”受益于孙立平教授的思想，但与“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又不尽相同。本书所强调的“实践过程”主要包含政府的政策实践过程、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过程，以及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在与研究对象的时空重叠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实践过程。对许多过程的描述并没有机会去“抓住”事件现场发生的主要内容，只能通过事后人们的口述得知。

实践并非与结构相对立。本书承认社会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但同时也认为行为具有不为结构所单向决定的特点，使得从行为的实践过程出发可以对理论有更深的拓展。如本书认为国际农业政治影响了国内的农业政策制定，国内的农业政策又影响了地方农业的发展方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并非一种真空状态的存在，也会受国际农业政治的影响，一国的农民会积极支持有利于本国民族强盛的各项农业政策。这样的理论假设和验证并没有问题，但却过于简单和整齐，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一旦深入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更多的头绪就会冒出来，杂乱但却真实，给理论拓展以契机。如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会出现，“真实”的农民会出现，农民的“小算盘”会出现，逃避或抗争性的回应也会出现。在实践过程中，现象变得丰富起来，理论也变得更富弹性。

因此，本书注重实地调查，在实地观察或访谈中再现实践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挖掘实践背后的逻辑，以对社会现实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此外，本研究还将尝试一种面向自我的反思性研究，借助自己的所看所感所想立体地呈现政治在农业领域的表现，从个体的视角来反思性地进行这项研究。我将首先反观自己的生活，并将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贯穿在研究中。

3.跨学科研究

发展管理学中的一个学科特点是其跨学科性，因此研究方法也不拘一格。本书在分析中应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在材料收集中主要应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发展学中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和社会学中的访谈法、文献法。

具体的应用方法为：通过融入田野点农民的生产生活，观察村庄农业生产和经营现状，包括农民的土地拥有状况、种植情况、生计方式、市场联系等；对各生产小队的关键人物（小队长或会计）进行访谈，了解各小队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分配历史、水利灌溉的组织情况、各家庭的生计方式与基本情况；访谈乡政府和县政府相关人员，了解该地区相关的农业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对不同的农户进行访谈；收集国家在农业领域相关的战略和政策文件，在地方层面农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办法等文件，将其作为文本分析的基础；查阅县志，了解当地在历史上农业相关方面的发展情况。

口述法与访谈法的区别和联系在于两者互为交集，但又不全然相同。本书中口述法的应用主要结合了参与式观察法与访谈法两种方法。通过对村庄的基本观察和了解，初步选定相关的口述者，再逐个对其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由简单问题进入，主要由被访谈者做口述报告，访谈人主要是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这一过程中没有访谈结构大纲。而访谈法则包括结构访谈法和无结构访谈法，结构访谈法主要是根据访谈人提前准备好的访谈问题进行，访谈问题是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在访谈的过程中，访谈人与被访谈人的话语互动比较多。无结构访谈法不需要提前准备访谈提纲，它与口述法在形式上更为接近。

五研究地点

（一）村庄作为研究单位

费孝通（2012：9）认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村庄是被人们公认的独立社会单位，虽小但“五脏俱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都在这个平台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交织展现。提到“政治过程”总是给人一种很大很抽象的感觉，然而“政治过程”如何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对农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想要试图发掘探讨的。村庄无疑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单位。

当代的村庄有“自然村”与“行政村”之分，其中自然村是指依据地理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村落，有明显的聚落界限；行政村是指按行政管理要求划分而成的一个单位，它可以是一个自然村，也可以由几个比较小的自然村组成。本文所选取的村庄是位于河北省青林县的李村 [4]，是一个由众多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1997年全国有500多万个自然村，100多万个行政村，2000年约有73万个行政村，通过行政村合并，2004年行政村数量约为65万个（储伶丽、王征兵、郭江，2006）。每个村都各有其特点，李村亦不例外，气候、经济乃至生活都具有典型的山区特征。“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费孝通，2012：11）本文对李村农业变迁进行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其可以应用于实践中并在他处推广经验，而旨在为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

（二）村庄概貌

李村四面环山，大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似乎村庄就是一个偌大的独立王国，从村西走到村东要花20分钟的时间，村北走到村南至少也要10分钟，这仅是建筑面积，而非涉及农田范围。如果不想出去看个新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村庄内部完成。因为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可以满足基本的社会交往需求；村庄里商店、集市一应俱全，也可以满足基本的经济需要。“封闭”给现代人的感觉总是不好的。李村老人讲述，现在村里过得最好的一家的姑娘从本省的平原地方嫁进来时，她母亲在车上一边哭一边对她说：“进了山里，这下可出不去了。”但这位老人认为，他们这里的生活过得比平原地方还好，因为“这个地方的风水忒强”。村里有沙场但不能提供太多的工作机会，农业的收入又不足以供养全家人，所以大部分中青年人外出谋生。依靠打工赚取的收入，几年时间人们就可以在村里拆掉原来的石头瓦房，盖起贴瓷砖的灰砖平房。这样的平房相较原来的瓦房有着又大又敞亮的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机、空调等一套现代化的家私摆进去看起来就像是标准的“现代化生活”。原来的石头瓦房没有客厅，进入正门是一个小前厅，甚至摆不下一张沙发，后厅同前厅一样大，是放暖气炉子的地方，有一口锅台，是烧炕和做饭的地方。这样的房屋格局没有摆放现代化家私的空间。有一户人家老人在2000年前后为儿子准备了一套新房，前砖后石墙的大瓦房，2010年儿子结婚，女方的嫁妆全是现代化的家具和电器，在这套房子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置，最后放在了一个大卧室里。2016年他们又将并不旧的老房子拆掉，重新盖了一间有大客厅的大平房，像村里其他新盖的房子一样。

站在村庄的北坡上俯视整个村子，平房和瓦房交错密集地排列在一起，许多瓦房也有东、西两个小平房作为厢房。平房上放置太阳能热水器、电视卫星信号接收器以及金属谷仓。太阳能热水器是本地近几年兴起的家电，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注意卫生的一个表现，这件家电同样比较适合大平房，石头瓦房里很少见到。电视卫星信号接收器在村里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它是村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金属谷仓是农户生活的保障，每一年人们卖掉陈粮后用此囤积新粮，供新一年食用，依次循环。南山与村庄的距离较北坡更远，因此在南山上看整个村庄又是另一番感受。村庄很小，房屋挨房屋密集排列在北山下，靠前的几户人家续上了二层楼。这在以前是不时兴，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第二层楼会影响到房后的人家，因此村民也没想过要在村里盖二层楼房。目前率先盖起二层楼房的皆是围着集市的人家，不与大多数人家相邻，如三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有两座房后是小学，一座房后是马路，三座坐南朝北的二层楼，两座房后是集市，另一座房后与坐北朝南的人家相背，这样便互不影响。一条东西向的马路穿过村庄，是村庄连接外部的主要道路，去往县城、市政府的班车从这条路上经过，每年收李子的车辆在这里聚集，从河套向外拉沙子的载重车也往来于这条道路。因不堪重负，原有的水泥路面已严重损毁，坑坑洼洼，十分颠簸。

（三）地理人口

李村地处青林县西部山区，属于太行山脉北端东麓，地势自西向东下降明显，处于太行山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倾斜地带上，易患水灾。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其中春季风多雨少，对果树和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尤其对于果树而言，春季反常的气温总是冻坏花或嫩果，大风也会吹落果子；夏季雨季来得迟，对处于生长中的玉米、花生、豆类等农作物不利，易遭受旱灾，因此农历六月十三之后的求雨活动就在这里传承下来。

全村人口1167人，336户，共10个生产队。其中一队49户，170人；二队53户，187人；三队65户，225人；四队26户，101人；五队54户，177人；六队21户，84人；七队5户，19人；八队19户，46人；九队24户，90人；十队20户，68人。七队和八队是1992年从远离主村落的山坡上（庄上）搬下来的，九队和十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分别从四队和六队分出来的，当时受“文革”影响，四队和六队支持“红色”，九队和十队支持“工农学”，两派对立，相互斗争，甚至达到动枪动炮的程度。至于“红色”和“工农学”究竟有何主张，没有人清楚，只知道是当时激烈斗争的两派，最后“工农学”获得胜利，李村个别“红色”派系的人在工作方面受到影响。

（四）经济状况

李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赖果树和外出打工，其次是在山坡地上种玉米、养羊和在本村做小工。在外面做买卖的有近30户，主要是在首都、省城、本市或县城，其中在本市卖菜的有4户，他们是各自出去，但出去以后相互之间会有联系；在省城的有10多户，从事的职业有废机油回收、卖服装、兽医、卖菜、开饭店等，这些户基本是全家人在外面，也有孩子外嫁后把父母带出去的；在县城的有六七个人，主要是卖服装、卖菜和理发；在首都的有20多个人，有卖涂料、卖电料、卖家具的，也有在超市卖菜的，在超市卖菜的通过人际关系网带出去的有10多个人。

第一类是李村最富的人群，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开始经商的一批人，他们多是在外当包工头。例如郭平，他2015年70多岁时，已在县城定居，以前是在北京当包工头；李奇，2015年68岁时，已在北京定居，以前是在北京卖涂料；李时，2015年58岁时，也已在县城定居，以前是在北京做水暖，现在他儿子接替他的工作。类似这样的人有六七个人，他们都已不在村里居住，多在县城、本市、省城或北京居住。村里有公共事业时会找他们出资，如前些年村里请人唱戏，他们会出资几千元，这两年村里有年轻的富人，就不再找他们。

接下来的第二类是在本地开矿办厂的人。例如陈展，2015年时40多岁，在芦村开一个矿场，在本村和荆村有两个沙场，在宋村有一个铁选厂。他家在县城，父亲还在村里；陈管，2015年51岁时，是本村的书记，在村西有一个铁厂，是从外村买来矿石在本村加工，2008年这一年就挣了几百万，后卖给外边的老板，但之后受国家的政策影响，类似的工厂都被迫关闭，而这位外来的老板没有挣到钱，又不得不把厂子低价折给书记；陈才，是书记的弟弟，2015年43岁时，在村里开铁选厂，现在定居易县，但也经常回来，现在厂子关了，找了几个人看厂，据村民说他在2009年这一年挣了300多万元。

改革开放以后到外地打工、做生意的人迅速增多，很多人都“发了家”，但“遭家”[5]的也不少，这些“遭家”的人中有一位是在国家的政策影响下贷款开厂开店，结果生意失败，“把国家和亲戚朋友都坑了，因为是亲戚朋友帮忙担保贷的款，结果生意赔了，贷款还不上，连累了亲戚朋友”；也有不仅贷款，而且还借私人的钱去做生意的，这样的人一般是欠着国家的钱不还，把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卖了还私人的钱，因为背着巨额的债务，严重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例如子女的婚姻。像这样的生意人在村里估计有七八户。

第三类是在外做生意的中年群体，家庭成员中有固定工作的家庭，如教师、医生和公务员以及大面积果树种植者。在外做生意的有20多户，如赵兴，2015年49岁时，在北京做涂料和五金生意；赵龙，在石家庄做药材生意，定居县城。村里的诊室由金树夫妇二人经营，两人毕业于市卫生学校，除了本村的诊所，金树还兼顾邻村的诊所。两人都不务农，所需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和父母供应。村里有5户家庭中有从事教师职业的，其中有2户夫妇二人皆为教师，他们在空闲时间依然下地劳动。有3户家庭中有在政府部门上班的，包括乡镇税务所、县公安局、供电所。村里大面积果树种植者，如陈广、陈升、陈林、赵渠、陈冰、李光、胡春亭、胡春明，李子种植面积多在6～15亩，年收入可达6万～10万元。这些家庭往往是夫妻二人共同在家管理果树，子女在外打工或做生意，其中2户人家的儿子在外做水果购销生意。

第四类是家庭有成员在外打工或跑运输的，这种类型家庭的数量占全村总户数的50.3%。本村家庭中在外跑运输的有3户，分别是胡力勇、陈涛、赵群，3人都在省城跑运输。在外打工的男性主要集中在绿化和建筑行业，女性则主要在餐饮行业做服务员。

第五类是因为身体原因或家里有老人或孩子需要照顾而只能在家种地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村里所占比例较小，占全村总户数的6%。当家里有老人或小孩需要照顾，或者有病人和残疾人时，许多人便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

第六类是村里的贫困户，即五保户、低保户和特困户，本村有五保户18户、低保户50户、特困户14户。这些家庭约占村庄总户数的24%。政府每月给予五保户补贴179元，低保户90元，特困户从2015年起由包村单位给予每户200元的照顾，另外在具体事项上也有特别照顾，如在医疗合作上由乡镇财政给予特困户家庭成员每人100元的补贴。村里的残障人士及常年卧床不起的特殊困难者有10多个。

从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划分可以看出，虽然李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但农业并非村民生计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主要方式。包括经商、做工、开厂、打工、小作坊等在内的多元生计方式构成了村民的生活，只要有需求就有行业，只要有行业，就有人在此经营。我们的农村政策曾片面强调农业粮食生产的战略性地位，限制农村包括手工业、集市等在内的二、三产业发展，使得农民的生活范围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是社会的一个基础性产业，农业活动也是农村家庭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在李村，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但种地的家庭依旧占到总家庭数的70%，还有一些家庭虽在外打工，但依然保留土地，确保随时可以返回经营土地。对许多家庭而言，农业收入并不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却是一项基本的收入来源，也是最为可靠、固定的收入来源。对于种地的家庭而言，可以做到玉米完全自给，油料基本自给。粮食和油料的自给一方面保证了农户自身的食品质量安全，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安心，同时对社会整体的粮食安全也是有益的。提到不种地时总是有老人反问：“不种地吃什么啊？农民都不种地了上哪儿弄粮食去？”李村目前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土豆、花生、甘薯（红薯）、豆类，也有少量的谷子和高粱，果树主要是李子、桃、杏，另有少量的核桃和板栗。传统粮食作物小麦在2001年时退出种植，面食却依然是李村人的主食，但向市场直接购买加工好的面粉和馒头，其中所隐藏的食品质量和营养问题是村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五）工厂企业

李村距离青林县城2小时车程，距离杨乡中心城区半小时车程。在中国，各级市场与各级政府所在地关系密切，政府所在地方往往能成为当地市场活动的中心地带，如县城是全县范围内经济活动的中心，乡镇则是下辖各村经济活动的中心。不同级别的市场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有所差异，加之作为行政中心的政府所在地往往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和较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这里的经济活动也较为繁荣。不过这样繁荣的经济活动更多是就区域内部的经济互动而言。建立在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交通、市场等具有比较优势要求基础上的工厂和企业并不符合这种规律，工厂、企业更多是面向外部市场的一种经济类型，而且因为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大多具有相似性，所以工厂和企业一旦发展良好则很容易形成集聚效应。本村目前有4家工厂，3个沙场，1个钙粉厂，均是基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建立的。沙场据河套而建，在河套挖沙选沙，本村有6位村民在此工作。钙粉厂据白石山而建，采白石磨成钙粉对外销售，本村有2名村民在此工作。2008年以前，不仅在本村，而且整个乡镇的相邻范围内基于自然资源的矿山开采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村里有5家铁选厂，有些铁选厂开采南山的少量矿石加工成铁粉，有些从外边买来矿石在本地利用河水冲洗加工成铁粉。这些矿场的建立也带来了村里饭店、商店、维修店铺的兴旺。2008年以后，国家大力整治并关停小型矿场，当地的矿产生意冷淡下来。李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一家“客厅工厂”，代加工书包、玩具等缝纫制品，工人主要是本村或邻村的妇女和老人。该加工厂老板固定地从河北省荣城县白沟镇“拿活儿”[6]。白沟镇从1980年开始从事箱包生意，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箱包生产和批发销售集散地。该加工厂有10台缝纫机，常年在此工作的人数维持在15人左右。不过，到2015年，该工厂关闭，据工厂老板讲是因为招不到工人，人们嫌工厂给的工资太低，“这点钱人们越来越看不到眼里”。

（六）文化礼俗

李村每年正月二十一会在广场上组织活动，搭戏台请保定地区的剧团过来唱“老戏”。“老戏”是指河北梆子，每次唱6天，平均花费6万元。开支由大队和各生产小队负责，大队会向在外经商的有钱的村民或在村里开矿场的老板筹资，各小队则从集体财产中开支3500元 [7]，集体财产主要是收缴的土地承包费。唱戏的演员被分配到各小队的每户家庭中，各小队再向这类家庭支付一定的补贴。

正月二十五的庙会是该村在附近区域远近闻名的一项文化活动，这项活动兼具宗教性和娱乐性。村民会在戏台前搭起临时的祭祀用棚子，然后摆放神灵牌位供民众祭拜。不仅本村的所有农户，而且附近村子的村民都会到这里烧香祭拜，祈求新一年的好运气。大多数村民一年到头在外打工，过年时才休闲在家，一般村民在家过完正月十五，看完庙会后就准备外出。因此，庙会成了大家开始新一年的忙碌前最后一项娱乐期待。

除此之外，每年正月十五的跑灯、秧歌、广场舞也是村里重要的文娱活动。跑灯是在广场上用竹竿扎成迷宫，用红色的彩灯环绕竹竿，在中间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上挂着一盏大灯，参加跑灯的人走到这里摸摸木杆，拉拉木杆上的绳子，念叨“抻抻绳腰不疼，摸摸杆活到一百三”，希望借此祈愿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扭秧歌是老年人平时的活动，由几位爱跳舞的老人组织，正月十五的时候还会串村进行表演，每场收取5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广场舞是村里年轻妇女的活动，平时大家在晚饭后会自发到广场上集合开始跳舞，在夏天最为经常，妇女们把这作为一项有效的娱乐和锻炼活动。

村里的帮工文化也比较流行，尤其是在婚丧嫁娶时，这种帮工文化与家族联系密切。村里有三大姓——赵、李、陈，在举行婚丧仪式时都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管事担当总管以统筹安排各事项，总管是从各自家族中产生的，如果本姓氏家族太小没有合适的人担当此职，便从与之关系不错的大姓家族中邀请。其他在婚礼或葬礼上的帮工，其出工的劳动程度遵循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亲缘地缘“差序格局”，亲缘关系越强，则帮工的劳动义务约束越强，同时邻里街坊距离越近，帮工劳动义务也越强。尽管农业社会因市场化和商品化的介入正在发生巨变，但这样的一种帮工文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特色。

与婚丧领域的帮工保持原有的特色相反，在建筑领域的帮工和种植领域的换工现象日益弱化，雇工开始流行。10年前，村里建房主要是依靠邻里帮忙完成，只用请几个技术工就好，而现在房子建设一般都直接承包给建筑队。在种植领域，因为李子种植的普遍推广，“帮工帮不过来了”，所以雇工变得流行。此外，因为李子种植的规模和效益较原有的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换工失去了对等的基础。然而在普通的农作物种植领域，换工依然存在，尤其是现在许多男性劳动力在外打工，妇女一人在家忙地里的农活有诸多困难，于是便出现妇女们结伴干活、相互换工的现象。

李村的婚姻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多是村庄内部通婚或是与邻近村庄通婚，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出打工人数越来越多，自由恋爱流行，村里多了许多外来媳妇。目前从省外嫁到村里的妇女有16位。此外，因为村里男女比例失调，20世纪80年代人口贩卖现象一度在村里出现，最初的情况是广西的媳妇回娘家，带着这边的年轻人过去相亲，给媒人报销来回路费，事成再给一笔费用，后来有人觉得有利可图就衍变成了人口贩卖。广西那边的人口贩子带着人过来，在这边住两三个月，再趁人不注意偷偷跑掉。即便是通过媒人介绍相亲，也是编造身份欺骗更偏远地区的已婚或未婚妇女过来，待“生米做成熟饭”以后这类妇女就算知道了真相也因为路费等原因只好留在此地。

村里的婚庆仪式俗称“撂摊”。据村民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摊”大了很多。以前一张桌子上撂一盒烟就算不错的了，再弄几个小菜，人们喝点酒就可以了。现在的饭菜烟酒是一家比一家大。娘家彩礼这方面，以前是只拿“四色礼”[8]。现在都是拿钱，一般通书 [9]、吃喝两样算起来要2万块钱。虽然摊子越来越大，但礼仪方面越来越简单化。例如，以前结婚三天后要“回门”[10]，现在这个礼俗正在村里慢慢消失，大多新人在结婚当天，新娘到后不久，新娘一方的亲戚也都到了，带着300元的礼钱或其他一些东西，这边根据情况回100元或其他一些东西，所以新娘就不用再“回门”。如果依旧“回门”，到了娘家，亲戚们还需要准备礼物。

（七）土地状况

李村的耕地面积为1132亩，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山地2万多亩，居住面积119亩。该村的耕地在杨乡里算是土质好的，从村子的西边往上都是沙土地，所以退耕还林时本村可以搞经济林，而其他村只能搞生态林。李村的土质厚，但水源不好，浅一些的井都没有水，灌溉主要依靠河套里的4口井。耕地面积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20世纪60年代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山里有土的地方都被开垦用来种粮食。开垦的一些坡地因为距离主村较远，如今大部分已经撂荒，少部分依旧有人在耕种。在当时的政策鼓励下，村民一方面在山坡开荒，向大山要地，另一方面在河套垫土，扩大耕地面积。全村生产队一共垫了60亩地，加上山地开荒面积，一共扩大耕地面积近200亩。垫起来的田地因为土层薄，土层最大厚度为30厘米，再往下都是沙子，所以蓄水能力差，遇到严重的旱季或涝季，就会颗粒无收，而原有的土地土层厚，蓄水能力强，对洪涝、干旱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村子共发生过两次洪水灾害，一次是在1963年，洪水从东边的山沟倾泻而下，冲毁了东边河道上垫起来的田地。在经历了几年太平日子后，1972～1973年，村里组织大家趁着冬天农闲时将被洪水冲毁的田地重新垫起来。第二次是在1989年，暴雨冲毁了东边河道垫起来的田地，国家曾派工作组到村里勘测，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此外，暴雨还冲毁了庄上一些村民的房屋，一些村民被迫从庄上搬到村里，形成了现在李村的七队。1992年，村里组织庄上剩余人口搬到村里，在村东批一片宅基地给他们，每户宅基地约0.3亩，村民需花500元钱购买。这些人口组成了现在的八队。八队的大部分村民曾抱怨宅基地太小，没有养鸡种菜的地方。这些人离开了原来的土地，一些人又在新的土地上无地可种，这也成了村庄土地政治的一部分。

（八）领导班子

当前村里的领导班子由6人组成，分别是书记、村主任、副书记、会计、治保主任和妇联主任，书记和村主任是舅甥关系，书记、副书记和会计从1992年上任至今一直在一起搭班子。书记和副书记均姓陈，妇联主任是陈氏的妻子；村主任和会计姓李；治保主任姓赵。因为书记和村主任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目前的村庄治理中，陈氏和李氏比赵氏更占优势。村领导班子每届任期为3年，当前的书记已经连续在任8届。村党支部每年发展1～2个新党员，全村现有党员81人，占比接近7%。

[1] 唐代诗人，公元772～846年。

[2]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饶静教授的分享，她在河北张家口调研农民的蔬菜种植和合作组织，当和农民道别时，她说“祝你们获得丰收”，没想到农民立马回应道，“不要祝我丰收，要祝我发财！”

[3] 2000年3月，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其中提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4] 本书所提及的所有人名、地名均做了学术化名处理。将研究地点化名为“李村”主要是因为该地大面积种植李子树，李子树在当地的推广种植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农业生产大事记直观反映农业变迁的动力和路径，以及农民在农业变迁中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一层含义与本书的研究主旨接近，故取此名。值得一提的是，该学术化名为团队成果，早在团队将该研究地点确定为长期追踪研究对象之时，就以“李村”命名该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书的研究师承于团队，是团队长期思想沉淀之一角。

[5] 方言，败家的意思。

[6] 方言，获取加工订单的意思。

[7] 四队和九队、六队和十队共开支3500元，每两队平均1750元。七队和八队分别提供用于演员们做饭和烧水的柴火。

[8] 一般是四样东西，烟、酒、糖、点心。分双四色礼和单四色礼，顾名思义，双四色礼是指四样东西均是双份的，单四色礼是单份的。

[9] “通书”即算双方八字，现在大多是走个过场，并不会真的去掐算。

[10] “回娘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