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

（一）绿色革命的产生及发展

绿色革命起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依靠杂交种子、化肥、农药等作为技术投入提高作物产量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因为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国家通过其提高粮食产量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改善了当地的贫困状况，且这种缓解与改善是通过在农业领域的改良而实现的，不触及现有的社会分配秩序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被称作绿色革命。帕特尔（2013）认为，这一概念区别于苏俄的红色革命，通过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城市工人）提供食物，使其不成为共产主义者，不至于投入阶级斗争；绿色革命的叙事通常强调其如何在只增加4%的耕地条件下有效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成功阻止了“马尔萨斯灾难”的发生。绿色革命的兴起得益于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其市场的需要。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垄断势力意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购买力的人口是扩大资本市场的基础和前提。克里弗在一篇名为《绿色革命起源》的未公开学位论文中揭示，支持绿色革命的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的动机，在于恢复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社会稳定和巩固经济基础，促进美国民主在其他地区的推行以保证这些地区同美国主导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现有及潜在市场（Oasa，1982）。

克里弗认为，教育、卫生和食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三大基石，在20世纪的前20年，教育是洛克菲勒慈善团体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中国，它通过国际教育委员会的资助，支持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并于1917年捐资筹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36年，基金会决定协助国民党开展“乡村重建”项目，新的项目基于晏阳初所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来展开。基金会还建立了由晏阳初主导的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以支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农业与自然科学教育。然而，美国政府在中国的项目参与程度相比在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和菲律宾这些彻底被吞并地区要小得多，因为中国社会的动荡影响了国外的商业投机，“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主义者而言是捉摸不定的。克里弗说：“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以及最后对国民党的战争，最根本的目的都在试图清除国外的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垮台以后，印度成为亚洲地区绿色革命最大的支持对象。从1950年到1959年，福特基金会向农业领域资助2700万美元，将近2000万美元用于社区发展项目，在这2000万美元中有1000万美元是用于印度的。根据克里弗的说法，“美国认为控制农村变迁的方向对于把握印度整体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认为狭义的绿色革命是指发生在印度的绿色革命的背景及原因。

绿色革命的狭义定义更强调其社会性，指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技术变迁带来的发展和对高产玉米、水稻及小麦品种的大规模采用（Kerr，2012）；而广义的绿色革命则更强调技术性，指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适应环境并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1]。就绿色革命的技术性应用而言，人们又将绿色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绿色革命”（或称“第一次绿色革命”）和“新绿色革命”（或称“第二次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基于对种子的改良和对作物生长环境的改造以培育对肥、水的敏感度，使其适应密植，因而需要农药对高产水稻和小麦提供保护，进而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新绿色革命”则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对生物进行改造，是发生在基因水平上的种子技术的革命（熊愈辉，2003）。“第一次绿色革命”实现了在水肥条件有利地区的农业产量高速增长，同时也加深了农业生产者对化肥、农药和良种投入的依赖，在印度等地出现了“正在形成中的农业资本家”（金永丽，2007），拉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但不管怎样，“绿色革命”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解决了一大部分人的饥饿问题，使得人们对技术力量坚信不疑。人们相信“第一次绿色革命”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新的技术对其进行修复，于是“第二次绿色革命”将技术重点放在抗虫、抗病、耐旱、固氮培肥等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利用上。尽管这样的转基因技术遭到了许多生态和伦理方面的质疑，但人们依然对“新绿色革命”充满期待。技术使得绿色革命实现了全球政治的“去政治化”。

（二）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

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绿色革命的技术时，作为对农业政治过程的考察，有必要对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进行挖掘。约翰·帕金斯（2001：352）在生态政治学的框架下分析了绿色革命其中的一项重要成就——小麦育种背后所牵涉的政治支持与国家利益，认为有两大方面原因促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主要慈善机构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国家安全和人口增长，因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地区动乱及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必然会危及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利益。绿色革命提供了利于发达国家全球投资的稳定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阻拦了苏联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蔓延，巩固了以西方技术占有者为中心的政治依附和利益流向。这些从发达国家的相关外交政策及其目的、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等方面均可得到展现。

1.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交政策

纳尔逊·洛克菲勒将“欠发达”作为建立全球经济政策和提高全球投资最需要克服的问题。他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是努力将欠发达地区的粮食产量提高25个百分点，“这至少能够保障他们最基本的健康需求”。他提议建立被称作“海外经济管理局”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协调与实施这样的对外政策。最终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随后成立了以“技术合作局”命名的部门，负责执行杜鲁门的“四点计划”。杜鲁门在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声称，“必须启动一个新的项目，使得我们先进的科学和进步的工业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提高和（经济）增长所用”。许多观察者并没有发现“四点计划”和之前的对外援助项目有什么不同，然而像乔纳森·宾汗姆这样的支持者认为“四点计划”更强调知识的转移，而不是钱。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资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1966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的支持下，“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CIMMYT）正式成立。两个机构皆宣称通过提高作物产量减少贫困和饥饿人口数量。Oasa（1982）认为，通过界定关于短缺和低产量的粮食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继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该地区发起的一系列关于健康、卫生和教育的项目。这些项目是为推进基金会“为了人类福利”的努力而设计的，其目标是为美国民主和公司的扩张以及垄断资本的恢复并保持社会的稳定提供便利条件。

2.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

Dowie（2002）认为，绿色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政治性的：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提供食物，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并削弱共产主义暴动的影响力。有大量证据表明绿色革命削弱了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力量，例如在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人们寻求技术方案以替代扩大的农业改革，而农业改革经常是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Asia and the Pacific，2007）。以菲律宾为例，在1946年7月4日，美国结束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新成立的共和国并没有为菲律宾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官员贪污腐化成风，激发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不满。美军走后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胡克（Hukbalahap）运动卷土重来，共产党的人民抗日军领袖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k）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重新控制了“菲律宾谷仓”中吕宋这一广大地区。这一起义在1950年达到顶峰，塔鲁克将“人民抗日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号召彻底推翻政府。这一紧张局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1950年，在菲律宾政府工作已到最坏程度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一个以参议院丹尼尔·贝尔为首的经济考察团到菲律宾进行考察，这一年恰逢朝鲜战争爆发，这就使得挽救菲律宾惨淡局面的任务更显紧迫。1952年美国对菲进行经济援助，经济考察团聘请有土地改革专家之称的哈迪（Hardie.R.S.）来菲进行调查。他在题为《对菲律宾土地制度改革的分析与建议》的报告中把必须进行改革的理由概括为平息农村骚动、增加农业生产量、引导土地财富投资工业、防止共产主义进展四点。在二战结束之前的美国历史上，对外援助并不受政府重视，然而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开始把美国的对外援助目标引向亚洲，一个是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另一个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两个事件加重了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1954年9月8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基斯坦，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泰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国家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些成员国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该组织所围堵的对象便是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而美国等国家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势力扩张，并限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发展。在亚洲部分地区，共产主义对于那些异常激愤和贫困的人群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在这些人看来，共产主义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它承诺会带来更加公平的社会，并消除贫困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鉴于此，美国非常重视在东南亚国家促进农业发展并缓和饥馑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肖灵芝，2013）。

3.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

印度的绿色革命是一场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改良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引进、推广高产品种，辅之以化肥、农药、水利、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性投入，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产品的商品率。从一定意义上讲，绿色革命就是建立在增加化肥使用的基础上的，印度在1960～1961年，进口化肥42万吨，国内生产16.6万吨，1990～1991年，印度化肥产量904.4万吨，进口量276万吨。单位土地的化肥消费量也急速增长，1980～1981年，印度全年的化肥施用量远远超过1966年之前15年的施用总量；1990～1991年，每公顷化肥的施用量分别为国家成立初期和绿色革命前夕的152倍和38倍。绿色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商品率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农地经营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许多大中农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他们宁愿自己经营，也不再将土地分租。印度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是他们的主要产业，绿色革命以来，大批的农民破产，雇工的人数增多，1961～1971年农业雇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从17%增加到26%，1983年增至31%，其中有些邦的农业雇工数量增长更快，安得拉邦的农业雇工占农业总劳动力的54%，西孟加拉邦占45%。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在印度的发展，生产关系和剥削形式的变换，奴役性的、受债务束缚以及传统羁绊的劳动大量被自由的、相对流动的工资劳动所代替（严磊，2006）。可见，以技术推动的农业发展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尽管伴随大批的农民破产，但资本主义农场雇工的需要暂时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矛盾。然而，绿色革命中农业增产对化肥、农药、种子等技术性投入的依赖，也使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占有技术等资源优势的发达国家更为依附，大量的技术资源进口及技术转移使得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

4.“技术包”更是“利益包”

受援国对援助国的政治依附表现为在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等方面与援助国站在同一战线。例如1966年1月，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为解决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向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英迪拉·甘地在对美外交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策略，改变印度长期以来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政策，并表示“印度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痛苦”，此举马上获得了美国300多万吨的粮食及9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放弃了以土地制度为主的农业发展战略，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吴永年，2006）。绿色革命是基于对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高产品种的选择，这些新品种对农资投入有特别的要求，包括化肥和购买的种子，以及耕作方法。这套特别的生产体系和标准的耕作方法被称为“技术包”，农民如果希望利用新的农业生产体系获利，就必须购买全套的投入设备和技术建议（Barkley，and Barkley，2014）。大部分的政府和发展规划者会鼓励农民使用“一揽子”投入，包括化肥和农药，这些本来是在灌溉或高雨量状况下才使用的“技术包”（Kerr，2012）。农业公司所推出的“技术包”更像是持续不断从农民手中获利的“利益包”。首先，高产种子需要农药、化肥的配套使用才能实现丰产；其次，农药、化肥的使用改变了土壤性状，使得很难在短期内重新转变生产方式；最后，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往往与农户生计方式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相并行，使得耕作技术复归传统更加不易。因此，农民如果想要继续维持高产只能仰赖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持续投资。绿色革命的主要推动机构，即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盖茨，早在筹备创办基金会时就提出要将“人道主义”与“扩大海外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肖灵芝，2013）。绿色革命与其说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倒不如说是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谋取（吴思珺，2015）。以孟山都、先锋等为首的农业跨国公司明显从绿色革命这一新的农业发展进程中获得颇丰收益。绿色革命好像是一把以技术打开众多社会问题之锁的钥匙，又好像是一轮新的竞争游戏之必备武器。不管怎样，现代社会的许多国家均接受了这种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其中，从而使得游戏主导者和率先进入者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绿色革命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蕴，通过技术方式缓解战后人口膨胀的压力，实现区域稳定，并借机宣扬美国式民主，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加强该地区政府同美国主导利益集团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美国的资本市场，实现跨国公司的利润攫取。然而，绿色革命这一政治过程在成功实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愿望后，不仅没有带来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普遍富足和生活改善，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恶化了当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

（三）绿色革命的影响

1.环境影响

绿色革命因为对农药、化肥的过度依赖，对土壤和河流造成了严重污染，加之单一化的耕作方式，破坏了区域的生态环境。首先，过度使用化肥与灌溉方式一起造成了水系统的富营养化、地下水枯竭、盐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其次，绿色革命中发明的许多品种在营养吸收及繁育方面更有效率，并且将更多的养分转化为谷物，而不是茎、叶或者根，其结果是加快了土地的营养耗竭速度；再次，对产量和“现代化农耕”的过度推崇，在许多情况下鼓励农民放弃有利于维护土壤结构、提高有机质、减少害虫的农业实践，如间作、轮作和施用有机肥（Kerr，2012）；最后，依赖标准化、机械化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方式损害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破坏了区域生态环境。

因为绿色革命中许多能够带来农业增产的生物和化学技术是从二战中的化工产业延展而来，因此许多环境主义者将绿色革命形象地称为“向土地和自然开炮”。蕾切尔·卡森（2011：101、127）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详细描写了使用杀虫剂所带来的土壤、水的污染，相关生物所遭受的毒害以及人类自身所承受的健康风险。“再也没有鸟儿歌唱，地球上布满死亡的河流……”在作者的故乡美国已然如此，更毋论在农业化学方面后来居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在中国，2010年2月由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成为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2003年，在中国的水环境污染中，来自农田和畜禽养殖粪便中的总磷、总氮比重已分别达到43%和53%；全国至少有1300万～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东北地区一些农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由原来的5%～8%降到1%～2%（刘桂平、周永春、方炎等，2006）。

2.社会影响

绿色革命增加了社区内部的不平等。首先，由于机械化的普及，向贫困人口提供的劳动机会减少，贫困人口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其次，大农户比小农户有更强的意愿和更高的能力采用新品种与新技术，那些比较富裕、状况更好的大农户收益更多；再次，许多政府规划人员经常与大土地拥有者之间存在一些政治联系，优惠政策和信贷机会也更偏向于大土地拥有者；最后，绿色革命也带来了食物消费的不平等。绿色革命的主要后果之一便是产量增加导致主粮价格下降，然而在粮食价格下降的同时，蔬菜、豆制品和动物制品等副食价格上涨，多数农民承受双重价格挤压，饮食内容变得单调而不是丰富。绿色革命缓解了贫困人口的饥饿状态，却减少了底层人口食物选择的多样性，这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例如，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特定的两三种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等）越来越多，但可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家庭食用的粮食越来越少（席瓦，2006：12）。

关于绿色革命对农村社区的贫富差距及穷人工作机会的影响，斯科特（2011）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对马来西亚一个名为塞达卡的村庄所经历的变化，以及联合收割机进入村庄以后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描述中有详细展现。斯科特（2011：134）描述道：“自从1974年以来，农产品的交货价格没有变化，生产投入的增加大大削减了农业的收入。对于大的农户来说，这只是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对于小佃农和小农户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78年的一场旱灾几乎使需要灌溉的作物颗粒无收，这不但削减了将近一半的农业收入，而且剥夺了穷人赖以为生的工资收入。”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联合收割机开始出现。“新的水稻双耕体制强调速度，高产新品种的稻粒在成熟时很容易散落，尤其是灌溉季，在潮湿的环境下收割会导致更多的稻粒脱落；此外，当种植季开始晚了，要想及时为下一个种植季准备好随后要耕种的田地，收割速度非常重要。”（斯科特，2011：139）联合收割机正好适应了提高收割速度和降低雇工开支的需求。在塞达卡，至少有1/4的家庭主要靠雇工收入维持生计，他们可以通过为大农户插秧、收割或脱粒，甚至在收割过的土地上拾穗挣得维生所需的收入或食粮。因为雇工在水稻种植和收获过程中不可或缺，并且雇工人数众多，很容易形成一股力量，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雇主为了维护与雇工的关系，保证在农忙时节可以找到劳力，会在还没开始插秧和收割的时候就预付薪水，而且在农忙时每天为雇工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此外，在薪酬之外，许多收割工人会得到一些稻米作为馈赠。然而，联合收割机的出现使这些很快成为历史，“联合收割机除了减少雇工收割和脱粒的工作机会之外，也使拾穗变得不可能。联合收割机还促进了新的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固定的现金工资制）的发展，这种支付方式实际上降低了雇工所剩无多的工作酬劳，联合收割机促进了直接播种方式的发展，插秧的劳动报酬因此减少了一半。联合收割机还鼓励大地主把佃农打发走了以便亲自耕种，也有利于产生一个商业性佃农阶层，这些拥有财力和机器的佃农以优惠的租金长期租种大片土地。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提高了塞达卡富裕家庭的收入，而所有这些变化却无一例外地导致了贫困家庭收入的下降”（斯科特，2011：150）。

绿色革命不仅仅涉及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育种技术的起源地和主要推动者。在农业的发展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农业产量增长的追逐。“强国们把农业改革同使民族国家强大的措施紧紧绑缚在一起”（帕金斯，2001：5）。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水、肥、种子甚至基因等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重组，大大提高了作物产量，成功将资源转化为财富，并实现了在财富基础上的权力更替和社会变迁。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部门、集团或国家就处于权力上升的层级中。同样在社会中，“那些掌握了这些资本密集型科技发明的农民和商业人士能够用他们的技术来控制土地，其他在技术方面落后的农民就得卖掉或失去他们的土地。这样一来，现代农场就变成了大型的、半工业性质的公司，其单位面积的产量和单位时间每个人劳动所创造的产量都非常高；那种为家庭劳力提供数量有限、工作体面的工作机会的小型农场，已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帕金斯，2001：17）。从绿色革命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已经深深介入新技术的研发、采用和推广过程中。对发达国家而言，“一旦一种新技术被采用，就可以增加它的提倡者的财富和权利，从而使他们更加有能力影响下一轮技术的发展”（帕金斯，2001：18），使其一直处于技术的领先位置和权力的支配地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技术就像是被破解的发展密码，对这些技术的追求就像是在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攀登，唯有实现对这些技术的占有和改进，才能在新的权力排序中获得优先地位和不可错失的发展机会。

Higgins and Lawrence（2007）认为，“通过新自由主义信仰，市场变得更有效率、更少政治，并取代国家成为一种管理工具，确保了生产在‘市场需求’的导向下进行。生物技术、基因技术是实现公司对农业的去政治化控制的手段”。然而，与其说市场和技术的言说体现了农业去政治化的手段，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国家命令型控制和管理角色作用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治性的力量不再存在，相反，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更顽强地存在着。国家权力不仅能对国家决策之于国内社会结构的影响做出解释，而且可以对国际经济结构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