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朝科学的徘徊与反思

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不断发展中，科学也不断进步，推动了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但同时，君臣关注的重点已经逐渐从自然界转移到了人文和政治。夏侯阳撰《算经》，就指出对于儒者而言，重要的是经而非艺。“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伎术之宗。”[32]科学在庞大的王朝国家中，只是一条支脉，而不是主流，在蓬勃的人文主流下，科学既被吸附，又被排逐，向前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弯弯曲曲，甚至停滞，乃至有所回流。徘徊，成为科学的常态。李约瑟指出：“中国的骄傲应当是，在许多方面，在思想和实验工作方面都作了开端。”[33]他认为中国科学的顶峰是在宋朝，[34]但此后却停滞不前，最终被欧洲超越。以引领欧洲近代科学产生的数学为例，钱宝琮指出：

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前722—前247）为哲学思潮最盛之时期。当时哲学规模之广大，问题之繁杂，学派之众多，堪与古代希腊人并驾齐驱。算学在此期内，虽不如希腊之盛，亦有相当成绩。汉代以还，重儒尊经，诸子学术，问津者少。后世应用算术，虽能赓续发展，而墨家之几何学，及所谓名家者流之数理哲学，则均成绝响，二千余年竟无继起之人，良堪叹息！[35]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进行了对比，一方面认为明代天文学、数学较为发达，“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曾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36]甚至日常监测的星星比欧洲还要多，“他们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我们所采用的有所不同。他们的星数比我们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四百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37]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人对天文学的重视，是为了给政治提供启示，与欧洲的占星学道理是一致的。“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38]因此，中国古代专门研习科学的做法是一种非主流的选择，

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39]

而研习儒学才被明人视为人生的正途。“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40]

与利玛窦相似，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对晚明中国的科学状况也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指出明代士人只知科举而无暇理会科学。“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他们学问的内容和他们作为‘学者’的称谓根本不相符合。”[41]

与利玛窦亲密合作的徐光启，同样展开了自省和反思，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以后呈现了倒退趋势。

我中夏自黄帝命隶首作算，以佐容成，至周大备。周公用之，列于学官以取士，宾兴贤能，而官使之。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谓之升堂入室，使数学可废，则周孔之教踳矣。而或谓载籍燔于嬴氏，三代之学多不传，则马、郑诸儒先，相授何物？《唐六典》所列《十经》，博士弟子五年而学成者，又何书也？由是言之，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42]

在他看来，倒退的原因有两个，即受到了儒家与宗教的影响。

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