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篇章结构

上文已言，区域一旦划分则表明每个区域都是不同的，否则也就无区域之界。交界地区是不同功能区域的集合体，区域积聚的自然、人文要素综合体所产生的各种地域“问题”也自然有所差异。换言之，每个区域或地域内的问题都是有特点的，或者说是地方的，一个地方，一个特点。因此，对于交界地区内部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必须对于此问题做契合该地的“地方史”的研究。人本主义地理学上强调“地方”和“地方感”，“地方被看成是独特的而不是单一的”[66]；“把地方看作结构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既由社会实践所构成，又反过来构成那些实践活动”[67]，即将事件、问题放置于具体时空场景中作契合此地方的解读，寻求此事件之真实地方感。人类学上强调获取“地方性知识”[68]。

虽然国内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越来强调摒弃地方史、碎化的地方史研究，但不可否认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何尝不是建立在此前为人不知的无数个地方性知识、史实的“升华”的基础上完成的？只是学者们要将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制度、地方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脉络结合起来而已，这是其始终积极构建的“特殊”思路，以区别于此前的地方史志式或国家制度在地方上照搬式的研究。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思，即一味地否定地方史研究，对区域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无多大益处，区域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只是地方史研究的纵深化推进，而不是取代。反而要以地方史志为基础，对地方历史的途径进行细致入微的勾勒，“地方志无论就其内容与体例均是其他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如果推开地方志作为原始资料这一功能不说，而是将它作为地方历史的叙述方式来看，地方志在视角上似乎只关注地方，但事实上其背后的预设并不在于地方，而在于国家，其目的是观察国家的统治秩序在地方上的运作”。[69]赵世瑜则说“新的中国通史将是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通史”，当然，这不是“在一个‘宏大叙事’或在某种经验指导下形成的‘国家历史’的框架内进行剪裁的地方史的总和”。[70]阿兰·R.H.贝克则归纳说：“地方史既是有限的（它是微观历史学，关注小地区内的细小事件与微小事件）也是无限的（作为综合史学的一种形式）。地方史学者研究的地区，在规模上变化相当大，其边界经常是不确定的、动态的。但它们倾向于‘小’，而‘地方的’一词当然不再表示其‘被分离’之意。无论其规模是社区还/或是地点，区位都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联系。”[71]

因此，区域社会史不能凭空摒弃地方史的研究，这犹如釜底抽薪。如果说区域社会史研究将地方与国家、事件与长时段的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研究理念对改变纯粹地方史“鸡零狗碎”式研究大有裨益的话，那么地理学学科理念为何就不能对此贡献一二呢？地理学关注各种自然、人文要素的内在联系，在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中看待地方性问题，最后综合分析。上述区域社会史的方法用地理学空间关系的概念表述，不就是水平关系（地方之间、地方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垂直关系（地方与国家、国家制度进入地方或地方走进国家等）的问题吗？历史地理学又加入另一维度——时间，于是在一个“时空交织”的联系体系中看待问题，强调地方性事件要做超地方性尺度的考察，把握围绕着事件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

基于以上研究理念的考察，本书首先对于交界地区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地方史的考察，然后考虑地方性事件与其关联的社会、国家制度等的相互关系，地方性问题与更大时空尺度上的“结构”的关系。

由于交界地区是由不同政区所构成，同时传统行政区划对于内部社会文化之塑造性较强，因此，本书不打算按照传统交界地区研究所采取的整体式、直入式之问题视角，而是对于不同空间尺度中的交界线上之地域互动案例展开细致分析。“在这种已被称之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式中，对最细微事件的详确分析，是作为达到深刻结论的手段而被采用的。”[72]具体案例从政区形成与调整、动乱防护、水利开发、灾害调适、交通设施管理、信仰文化扩散几个方面着手[73]，最后验证并总结此交界地区地域互动的机制，即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本书采取的主要研究思路。

若完成这种研究思路就要选择妥善的研究方法展开工作。本书首先采取地理学固有的“比例尺的逻辑”或尺度逻辑的方法。其次，运用人类学之“深厚描述”的方法。

从严格意义上，尺度是一种表现的等级（有时称为精度等级），但是在20世纪中期以前，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明确的关注局限于地图学和区域地理学之中。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认为“地理分析的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生活方式；二是研究流动、移民与贸易，他从不认为区域是自我封闭的实体”。他的研究途径是以尺度逻辑（the dialectics of scales）为基础：“为了解在某特定尺度上发生什么状况，例如10000平方千米者，必须要同时注意较小的1000平方千米及较大的100万平方千米的尺度里正发生些什么。”[74]对于尺度问题，哈格特（Hagget，1965）和哈维（Harvey，1969）确定了三个基本问题，即尺度范围、尺度标准化和尺度联系。尺度联系就是尺度等级间可以有三种联系：同级——比较关系；高级到低级——背景关系；低级到高级——集合关系。[75]按一种尺度对于类型和过程进行的概括在另一种尺度下就可能不适用。这就是说，要将不同空间尺度的问题放置于更大乃至更小的空间尺度去综合“观照”，由大到小、由小到大两种尺度方向去观察。

具体而言，本书所选问题或案例涉及直豫晋鲁交界地区的高层政区交界双方，府级政区交界双方，县级政区交界双方，甚至涉及县级以下村落交界双方的不同空间尺度。而每个尺度内的地方性问题要从地方看区域、国家，再从国家、区域看地方，最终去解读交界双方的各种互动关系、行为。更具体地说，是以最小尺度上探求问题之地方性知识，再将尺度放大去看区域、国家，看地方性事件与其之关联和位置；再从国家、区域尺度看此事件，看国家、区域如何走进、影响此地方性事件，多角度、多尺度地综合考察。

不过，小尺度地方性事件研究的关键在于对于此事件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或者称之为“复原”，然后才能运用尺度逻辑的方法综合考察。长期以来，历史地理论著多以宏观、中观性尺度研究为多，而以微观、小尺度研究为少。张伟然曾在一县域内小尺度政治事件进行行政区、自然区、文化区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在以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当中，用作分析单位的区域一般都是中等以上尺度的区域。如在历史政治地理的观念体系里，县是被当作点予以对待的。其他人文地理分支领域亦莫不如此。……近世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膨胀……从事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若仍将县级政区当成一个个不具有空间形状的点，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历史地理领域以后将生发出无限新鲜研究课题的支点之一。”[76]宏观、中观尺度研究对于展现历史地理现象的整体状貌，功不可没，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种“制度性”或框架式基础。但接下来的工作不妨在这些框架之下，深入而细致甚至是反思这些框架和整体式研究，而小尺度、微观性研究则是一个关键视角，其间所运用的方法，尤以“深厚描述”（简称“深描”或“厚描”）方法为要。

“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s）的方法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也有译为基尔兹、格尔兹）提出的新概念。他在20世纪60—70年代研究印度尼西亚与北非摩洛哥土著居民时运用了这种方法，尤其是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若干研究最为著名。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将已发展了数世纪的对古代宗教和语言的文本研究方法移入野外实察。“这些学者与专家在寻找他们研究的文本意义时，尽量忘记自己的观点而采用原文作者以及那些当时读者的看法。依赖此科学研究概念的领域被称为诠释学（或阐释学）（hermeneutics）。”[77]吉尔兹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阐释人类学”，具体的操作就是用“深描”的方法。[78]他所提倡的“地方性知识”也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大行其道。[79]深厚描述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各种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做出细致而非己见的判断，结合实地考察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究。这种方法对于历史学界的研究甚有启发，促进了新文化史的诞生。在其他社会史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运用了这个方法。如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Le Roy-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就运用了“深厚描述”的方法，被称为微观史学的巅峰之作。[80]近来历史人类学也得益于此方法，将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目的在于获得问题之地方感，在一种时空“错乱”的场景中理解问题，寻找地方性知识，从而取得了以往部分历史研究无法达到的佳绩。地理学界也引入过深厚描述的方法，其方式是“深入分析所有与空间问题相关的文本（texts）”，加以细致的诠释。“深厚描述”的研究途径于是“提供了一种新角度，容许拓宽对既往的好奇，而可更透彻地调查过去或异地社会（foreign societies，所有过去的社会也都是某种程度的异地社会）中的地理学角色。它促进对社会组织形式，地理传知与地理学之社会需求三者间关系的更系统化之思考”。[81]

“深描”方法的具体实践，就是要尽量搜集所有个案、问题之空间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诠释，如能对于研究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效果更好。最后，“深描”方法的运用在行文上不惜采取叙事式陈述，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通过对地方性问题各种细节的认知和考察，最终实现对大历史的认知。而且在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史料，甚至将作为史料的文本当作研究的对象。那么，交界地区研究能否运用此种方法呢？交界地区的问题涉及交界各方，需要细致梳理各方文献，认真考辨，还原事实，方能得出结论。按照尺度逻辑的原则，综合搜集各种空间尺度的文献，如村志、县志、府志、省志、一统志、游记、笔记、碑刻、域外文献等，进行多尺度、多角度的分析。这一方法，前辈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早已有所体现，只是没有给以一种明确的“表达”。近来所见部分学者的表述似符合这种研究方法旨趣，如有学者称之为“历史地理学的多角度综合研究方法”[82]；“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或“多重视角的历史地理学研究”[83]。何炳棣先生将之称为建立在文献考证分析之上的“多维平衡思考”。[84]

总之，笔者首先将所选案例做地方史、地方感的描述，再运用尺度逻辑的方法，努力将不同交界的互动行为放置在不同比例的尺度下综合考察。再结合实地考察所得[85]，在时空交错的具体场景中去解读各种尺度的史料，采取叙事式陈述，从多重角度进行思考，力图对于所选案例做出符合“历史”“地理”实际之判断，最终阐释此交界地区地域互动机制。

本书各章内容如下：

交界地区政区格局的形成是讨论交界地区内在互动关系的基础。第一章从空间互动的角度从水平关系上探讨交界的形成及调整过程中交界各方的互动情况，主要从高层政区格局的形成和豫北三府幅员的变化来谈这个问题。除了行政区划外，还有都司、卫所等军管型政区，明代直隶卫所多位于高层政区交界地区，为中央垂直控制地方之目的。直隶卫所屯田军士、军户则错杂于交界地区地方州县境内，形成了一股独立于地方之上的社会群体，久之与地方州县民户发生了诸多矛盾和纠纷。于是本章又以直豫晋交界地区直隶宁山卫的设置及其与地方州县关系为例来看交界地区地域互动之垂直互动。

第二章以明代青羊山陈卿动乱为例来看犬牙相错的政区格局与盗贼兴起之关系，以及动乱发生后交界各方之协调和共同防护问题。青羊山动乱发生于晋豫交界地区的太行山腹地，当地地形复杂，又处晋豫二省行政管理的边缘地区，成为盗贼窃发的活跃空间。对于青羊山“贼”的探讨为我们展现了交界地区动乱产生与之后地域社会共同防护的丰富画面。

若从空间联系来说，交界地区河流的存在直接“建立”了交界各方的地域联系。直豫晋鲁交界地区的河流大多发源于晋东南和直、豫西部的太行山区，水的流体特征使其经流于不同政区之间，在地形条件良好的条件下，这些河流也就成为地域社会发展灌溉农业之水源。围绕着水资源的管理、使用，交界地区内部各方民众、士绅、官府，甚至是国家都介入其中，形成了地方与国家用水之互动，以及地方之间的用水互动。互动可以是合作、协调，建立用水秩序；也可以是竞争、斗争，发生冲突。第三章与第四章将详细探讨这些问题。

水既可以是人们生活之源，也可以是灾害之魁首。在黄淮海平原上河患频仍是历史上这一地区民众所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长期的生态灾难中，民众采取了多种调适手段，以躲避水患、降低灾害损失和构建预防举措。然而，当这些调适手段放置于交界地区时，情况就变得很复杂，它涉及不同政区之间因水灾调适而发生互动的问题。其间有协调也有冲突，通常情况下矛盾、冲突占据多数。第五章即探讨明清民国时期直鲁交界地区的水患调适和省际冲突，关注矛盾的形成及其解决的过程。

水资源以外，交通也是地域联系的纽带，也是不同地域相互作用的重要媒介之一。传统时代最重要的交通系统是国家驿路系统，若要保障这一交通系统发挥作用就要仰赖地方民众的切实维护。在交界地区还会涉及不同政区相互协作的问题，其间也会产生矛盾冲突。第六章就以直豫交界地区漳河草桥的搭造与交界各方围绕着造桥义务产生的矛盾来看交界地区各方因交通管理而产生的地域互动。

地域互动的高级形式是文化互动或知觉互动。如果说上述各章所选择的地域互动问题是“实”的话，那么文化互动则较“虚”。文化互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化传播与扩散，传播是文化在不同人群之间互动的过程，当文化在不同地域之间传播就称为文化扩散。本书第七章以晋豫交界地区济渎信仰文化的扩散为例，探讨交界地区文化扩散所反映的地域互动问题。

通过以上各章案例式的呈现，本书最后结论将对交界地区地域互动的机制进行归纳，探讨地域如何互动、因何互动、互动的结果和互动中所起作用的因素（力量）等方面。同时，通过反观本书所论交界地区的诸多地域互动方式与“界”的关系，来反思新区域地理和最近史学界所认为的“区域”“界”是变动不居的、模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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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杨博：《议天下郡县繁简疏》，《杨襄毅公奏疏》卷3《吏部奏疏》，明万历刻本。

[2] （清）田文镜：《题为恭请复设河北道员以资政治事》，《抚豫宣化录》卷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3] 本书涉及明清时期政区边界时使用“界限”而非“界线”。在现代地理测绘技术出现之前，传统政区界线并非严格的几何线条，地方文献中只以“四至”“八到”表述政区边界。另参见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周振鹤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8页。

[5] 如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湘赣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2年版；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皖的棚民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卢华语等《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

[6] 如刘宁宁等《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苏鲁豫皖交界地带为例》，《现代经济探讨》2007年第8期；安树伟《行政区边缘经济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7]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8] 雍正《泽州府志》卷11《物产》。

[9] （清）王中璡：《香磨河窄港口開修北迪路记》，光绪《陵川县志》卷27《艺文三》。

[10] 刘影：《皇权旁的山西：集权政治与地域文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11] 程森：《国家漕运与地方水利：明清豫北丹河下游地区的水利开发与水资源利用》，《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12] 《清高宗实录》卷1456，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辛卯。

[13] 明清晋东南与豫北之交通线路较之前代更为发展，参见山西省地图集编撰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09页。

[14] 施添福：《社会史、区域史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研究方法论为中心》，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3802/1。

[15] 参见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17]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218页。

[18] 朱力等：《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3页。

[19] 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20] 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页。

[21] 唐力行等：《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页。

[22] ［英］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9页。

[23]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编：《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黄润华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4]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0页。

[25]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6]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页。

[27] ［美］苏珊·汉森编：《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6页。

[28] 行龙、杨念群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9] 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代序》，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0] 唐力行等：《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代序》，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1] 唐力行等：《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代序》，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9页。

[32] ［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辑，第219—242页。

[33] ［日］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4]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 参见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

[36] 吴松弟：《论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诸因素》，《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37] 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8] 邓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前言，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9] ［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9页。

[40]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 李智君：《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2] 高敏：《天理教起义于河南滑县一带的原因》，《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

[43] 于志嘉：《从〈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4分，2004年。

[44] 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时代的潼关卫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2009年。

[45]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6]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7] 胡英泽：《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2006年，第217页。

[48] 靳润成：《明代郧阳、南赣两巡抚辖区考》，《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9] 郭声波：《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50] 唐立宗：《明代南赣巡抚辖区新探》，《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1] 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2] 樊树志：《明代襄荆流民与棚民》，《天津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53] 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54] 李昭宾：《清代中期川陕楚地区流动人口与川陕楚教乱（1736—1820）》，“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级硕士班论文。

[55] 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6] 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57] 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皖的棚民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8]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59] 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0] 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1] 宋惠中：《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清代前期闽浙赣交界地区的个案分析》，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92学年度博士毕业论文。

[62]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湘赣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2年。

[63]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4]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4—309页。

[65] 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66] ［英］萨拉·L.霍洛韦等编：《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黄润华、孙颖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6页。

[67] ［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12页。

[68]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9] 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2页。

[70]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8页。

[71] [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5页。

[72] ［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5页。

[73] 这几个案例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和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文献资料丰富能够进行深入分析，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所选案例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说直豫晋鲁交界地区内部诸多问题中皆有与本书所选案例类似的问题。如以水灾调适为例，因河流上下游区位之不同，交界各方互不统属，各交界线上之河道管理、水灾调适事务中皆有以邻为壑的情况出现，造成交界各方之矛盾、冲突，只是本书选择直鲁交界地区水灾调适与省际冲突的案例则最具有代表性。此外，这几个案例之外，经济行为之互动也是地域互动应考虑的内容，如地域商人（泽潞商人与豫北怀商）之交流、商品流通（晋东南与豫北）等，只是已有学者做过探讨，且限于篇幅，本书未展开讨论。

[74]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75] ［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1页。

[76] 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77]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7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79]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80]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1]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82] 辛德勇先生曾于2009年7月在复旦大学暑期历史地理前沿研修班上作一报告，名为：《历史地理学的多角度综合研究方法——以勾践徙都琅琊事为例》，提到了这种方法。其后发表《越王勾践徙都琅琊事析义》，《文史》2010年第1期。

[83] 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第10章“多重证据法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汉番禺城故址新考”，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010年12月6日，吴宏岐先生又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作一报告，名为：《多重视角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以清代广州至澳门内河水道为中心》，见http://env_dev.snnu.edu.cn/news/show_a_new.asp？autoid=385&table=news&title=近期要闻。

[84]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478页。

[85] 笔者于2010年8月赴晋豫交界地区的沁河下游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民间信仰、沁河下游地区环境、水利等方面，获得了一些地方性资料和对当地的直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