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卧佛寺的完备期—元

一 五华观与全真教

至元代，樱桃沟、卧佛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辉煌期。

1239年，也就是金亡的第五年，全真教邱处机之徒、第六代掌教尹志平在金世宗五华观的基础上，“修五华烧丹院，爱其山水明秀，为往来栖寂之所”，使五华观成为白云观的下院。

1251年，全真教在五华观举行“四众大会”，纪念邱处机冥诞（邱处机卒于1227年农历七月初九）。

不仅如此，不少著名的全真教道士在羽化后，选择葬身五华山。据统计，目前所知，葬在此处的全真道士有尹志平、冯志亨、于志可、孟志源、李志常、张志敬、夏志诚（衣冠冢）、樊志应等[10]。

元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二十七，李志全撰《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叙尹志平生平事迹）云：

师讳志平，字大和，族尹氏……戊戌正旦，诸路宿德庆师……明年，修五华烧丹院，爱其山水明秀，为往来栖寂之所。

庚子夏，大房山真阳观董德乾同功德主王总管以本观□归于师，因命驾一往，同览山川胜概，曰：“吾将营此而老焉。”遂改为清和观，命门众量力修建堂殿斋室，不数年，巍然成两处仙馆……癸卯夏，移驾于太原天宝观，宣差移剌公作外护主。是岁极旱，作醮，雨沾足。秋八月，蒙公主皇后懿旨，遣中贵请师还五华山，夤奉香火，预作寿宫……

辛亥，长春诞日，四众大会五华观，师凭几于全真堂，话间有逝川之叹，左右骇视莫测。至廿五日，暂往清和宫游宴。二月初六日，长生真人升日，师晨起沐浴更衣，命作大斋，抵昏归正寝，奄忽而登真矣，道寿八十三岁。徒侣号慕，如丧考妣。

真（严志真）常以去京城稍远，士人欲祠奠者难到，即命葬于五华之佳城，礼也。门人怀德，皆庐墓终身，甃砖阁，建祠宇，金碧绘像，辉映千古。[11]

由该碑文，大约可知元初五华观情况。

二 元朝卧佛寺的大发展：铜卧佛与开山建寺

元代，虽重道教，然却以喇嘛教为国教，藏传佛教自然在北京繁盛起来，这种情况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卧佛寺、樱桃沟的发展。

（一）元英宗与卧佛寺的扩建和铜卧佛的铸造

延祐七年（1320），元英宗继位，虔心佛教，大兴佛事。甫继位，即令修缮卧佛寺：九月，下令在唐兜率寺旧址上修建“寿安山寺”，“给钞千万贯”，十月，“命拜住督造寿安山寺”。次年，改元“至治”。十二月，“冶铜50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

元英宗修复卧佛寺事还有一个插曲，《敕赐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释源宗主法洪碑》（元英宗后为卧佛寺住持）云：

英宗皇帝时居东宫，已虚儜信响，数尝引见。既继位，即授公光禄大夫……

会寿安山大昭孝寺成，诏以公主之，大都弘正、棲禅，上都弘正等寺皆隶焉。

大昭孝寺者，英宗之为太子尝至其处，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也，后为道士有耳目属意焉。”至是，以钞二万锭赐道士，使其别营构，因观基炼石凿阁，大起佛宇。

由“大昭孝寺者，英宗之为太子尝至其处，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也，后为道士有耳目属意焉。’至是，以钞二万锭赐道士，使其别营构，因观基炼石凿阁，大起佛宇。”又可知，卧佛寺在金元时代或者元代初年曾为道观，或者与全真教有关。

至治元年（1321）正月，元英宗还“以寿安山造佛寺，置库掌财帛，秩从七品”[12]。

为了促使工程的早日完工，元英宗还不时增加修建寺庙的“造寺役军”。至治二年（1322）八月，一次增“寿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当时修建卧佛寺工程之急迫，可以想见。

为了表示对建寺人员的鼓励，九月，英宗复令给寿安山造寺役军匠“死者官钞人百五十贯”。[13]

这次扩建，不仅开山造寺，扩建了卧佛寺三世佛殿以后部分，同时还成就了卧佛寺的一绝，即铜铸大卧佛。

（二）关于铜卧佛以及铜卧佛铸造

一般来说，大型铜塑从他处塑造，至目的地，复依次拼接。

不过，从现在铜像的情况来看，佛像完整，并非拼接而成，说明巨大的铜佛像要么从他处整体铸成，运来卧佛寺；要么在寺庙附近铸就，移至寺中。

铜卧佛巨大的体积和重量，使得在远处铸成移至卧佛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据近年的物理探测，卧佛寺元代铜卧佛并没有“装脏”，也就是说该佛像基本上是实心的。

那么，卧佛寺的元代卧佛是在卧佛寺周边哪个地方铸造的呢？

王明珍先生《卧佛寺的大卧佛铸于何处》一文称，1979年，友人张先得先生在北京市文物局借调工作。11月，张先生到卧佛寺路调查一座墓葬，发现墓中有青砖磨制的“买地券”，上面朱砂写着“张福成妣张氏妙安”，寿终于“大明弘治元年岁次戊申四月甲午”，葬于“本府（顺天府）香山乡铜局村东南方之原，塔为宅址”字样。

关于香山乡铜局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著《宛署杂记》载：“隆教寺在铜钜村。”

隆教寺位于卧佛寺西南数百米处的半山坡上，与上文所载葬于“香山乡铜局村东南方之原”（香山卧佛寺路）墓地位置综合考虑，则铜钜村即应位于隆教寺坡下平地一带（卧佛寺引道西侧一带）。

又，《元史·百官志》载：

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技艺，至元十二年始置，其属十有一：梵像提举司、出蜡局提举司、铸泄等铜局、银局、铸铁局、玛瑙玉局、石局、木局、油漆局、诸物库、管领随路人匠提领所等。

元代官府与铸造佛像相关的机构涉及“梵像提举司”“出蜡局提举司”“铸泄等铜局”三个局。

卧佛寺边上的铜局村，很可能就是由元代铸造卧佛时“铸泄等铜局”后裔繁衍而来的。该村直到明朝中晚期仍然存在，或者毁于明末清初的战争。

也就是说，为了铸造这尊重达50万斤的卧佛，元朝政府在卧佛寺附近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熔铜点，大体量的熔炼铜汁儿，快速挑到寺里浇灌，最终完成了这尊50万斤整体实心的大型卧佛造像。

在那个时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奇迹，遑论其佛像生动、栩栩如生的艺术价值了。

尽管英宗对扩建卧佛寺充满热情，但是他到底没能亲眼看到寺庙的竣工。

由于英宗皇帝崇信中原文化，锐意改革蒙古原有旧政，受到保守蒙古贵族的反对。至治三年（1323），英宗巡视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一带），八月五日，返回到距上都西南20里的南坡店，被铁失等人刺杀，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被刺身亡后，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皇帝，史称“泰定帝”。这时，卧佛寺工程尚未完工，但皇帝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使用这座京西巨刹了。

（三）泰定帝修佛事于卧佛寺

泰定元年（1324）二月，继位不久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三年乃罢”[14]。

所谓“西番佛事”，指的就是藏族喇嘛教的佛事。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1280）为国师、帝师[15]，领总制院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因此，元代皇帝普遍信奉喇嘛教，喇嘛教在国家政事中处于极高的地位。

泰定帝在尚未彻底完工的卧佛寺举办西番佛事达三年之久，卧佛寺在泰定帝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四）元文宗与卧佛寺扩建

虽然泰定帝在卧佛寺大造佛事，但是元朝中叶帝王短命更迭的现实使得大工程修建受到影响。

元代中叶皇帝更迭表

英宗死后，寿安山寺的修建工程暂时停顿下来。

这一搁就是十年，直到至顺二年（1331）正月，元文宗方“以寿安山寺，英宗所建未成，诏中书省，给钞十万锭”，以萨勒迪等总督工役，卧佛寺扩建工程才得以完工。

元文宗对卧佛寺也情有独钟，为了继续修建、完善卧佛寺工程，他还为卧佛寺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修缮机构，天历元年（1328）设立“寿安山规运提点所”，三年改“昭孝营缮司”，为继续完善卧佛寺做机构上的准备。

三年后，即至顺二年正月，文宗以寿安山英宗所建寺未成，命萨勒迪等总督其役。

工程完工后，为了保证寺庙的生存，同时，“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永业户”[16]。

经元代几朝皇帝“役万人，举重资”的修建，卧佛寺成为规模宏大、声名远播的大寺庙，在西山地区号称“最称巨刹”。

卧佛寺的名称在元代几经更改，始称“寿安山寺”—得名于其后的寿安山，中期称作“大昭孝寺”，元末则改称“洪庆寺”。不同的名称反映了统治者不同的心态与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