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想把作家中的某些个体称为自我抒情型作家。何为自我抒情型作家？作家群落中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类作家呢？如果有，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作家？他们有怎样不同的心性气质？自我生命经验与文学经验在其文学书写中究竟又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呢？

其实，一种说法归根结底也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只要它对于一种特定的批评视角及批评策略而言是成立的，那它就是成立的。不消说，这一可疑的“合法性”是使任何批评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保证。所以，为了使我们现在想要实施的这一批评活动顺利进行，我们就得说，在作家群落中，有这样一类作家。当然，这还是需要我们给出这一说法的大致理由。

从大的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人学，主要探讨和表现人性。但探讨和表现的视角，却会因人而异。有的采取的是客观的外视角，有的采取的却是主观的内视角。后者给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他的所有探讨和表现，或者说他的所有书写，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体验进行的，“自我”乃是整个书写话语场唯一真正的极性之所在。

简单来说，自我抒情型作家与其他的作家有所不同。对于其他的作家来说，文学活动可能就是一场高雅的游戏，另外，作为特殊的生产者，他也借自己的文学生产谋生。也有一些唯美主义个案，为艺术而艺术，把表现美当成艺术创作活动的最高理想。自我抒情型作家与他们均有所不同，自我抒情型作家总是在借文字书写自己，表达自我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再展开些来说，自我抒情型作家，意是指这样一类作家：其生命自我意识深度觉醒，有着浓重自我生命关怀意识。特别是终极的层面——这一人类经验中最深刻的精神层面，把他们与其他作家的表现更明显地区别开来。与创作相比，他们更关注自身的根本命运。从其自我意识彻底觉醒的时日开始他肯定就完全意识到，认识自己注定是其一生的任务，表达自己注定是其一生的事业。所以，因自己而写、为自己而写，写自己绝对是其所有思考和写作所环绕的中轴线。一如尼采对抒情诗人作品呈现的情形所做的描绘：“抒情诗人的形象只是抒情诗人自己，他们似乎是他本人的形形色色的客观化，所以，可以说他是那个‘自我’世界的移动着的中心点。”[1]对他们来说，文学艺术创作只是一种精神过程的载体，只是在把生命的内在体验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一生的书写所留下的，可谓是其心路历程的文学绘图。

作为思想丰富的作家，作为同样具有浓郁的审美情怀的作家，自我抒情型作家在自己的书写活动中，也自觉遵循“不直接表达思想”的艺术原则。但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在他们这里注定是要受冷落的。一个事实其实在他们这里也得到了验证：语言，作为心灵体验的外化，自然会是纯真而美丽的。在他们这里，语言的炼金术纯粹是一种精神技术，虽然他们所操作的说到底也是物质，他们始终注重的都是“写什么”而非“怎么写”，他们不会只满足于语言的修辞游戏和话语狂欢，他们只是在循着自己的内在真实，寻找真正能切入精神血脉的言说方式。如果要为他们的文学书写建构起一种“诗学”的模式，我们只能说，它首先是消灭了一切表达上的成规，触及的只是非定性的精神话语本身；其次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综合表征了人类心灵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文学、哲学、宗教。他们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集抽象思想与实存思想于一身。他们的思想触及的层面非常本质，但思考的起点却是人的实存。透过他们的文本世界，我们不但看到了思想最后的结论，而且看到了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

其实，我在这场研究中真正要做的不仅是对那个思想的最后结论进行考量，而且要对那个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勘察。此番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找出贯穿他们各自心路历程的真值函项；二是借自己的研究与他们展开一场心灵对话。

我对自我抒情型作家的考察所借重的，主要是他们的各种文本所透出的信息。在方法论上，它体现的也许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阐释学精神。既然是一种阐释，必然避免不了掺杂一些主观性的因素，因此我也不知道我的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和深度上触及研究对象的实质。这可能也是阐释学本身的一个特征，就和生命经验本身的非定性一样。不过，我还是对这样的阐释活动抱有信心，因为我总觉得，那些被用作研究对象的文本，并不是徒具符码的真实，而是从主体心里流出来的语言，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实体。我们可以感他们之所感，想他们之所想。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通读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他的基本思路似乎能够很清晰地在我们的感验中浮现出来。不消说这里面蕴含着这样的学术观点：对文本中所融入的东西的读解与“作家的原意图”之间是完全有契合的可能的，某些后现代文学批评所标举的“误读”杠杆可以在此抽去。

应该说，在文学发展的每个时代，我所说的这种自我抒情型作家都有不少。在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场域当然亦如此。基于历史时空、自我喜好、作家自己的创作实绩及影响力等因素，我在眼下这场论述中共选取了六位作家（作家一词的所指，在这里是广义的）：史铁生、张承志、顾城、海子、骆一禾和戈麦。

[1]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熊希伟译，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