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地图板块（二）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彻底处在抽象心态中的作家。他仿佛是专为思考而生的，而突然的残疾则是这思想的一种强催化剂，仿佛一道晦涩的隐喻。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史铁生在陕北一个小山村插队，两年头上，“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下边便是他轮椅生涯的开始。可想而知这从天而降的灾难当初对史铁生的影响，说把他一下子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大概一点也不过分。《山顶上的传说》写道：“你似乎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抛进了深渊。你想吼，却找不到敌人。”《想念地坛》中说：“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他一时陷入对世界的厌恶和仇恨，甚至“渴望过死，祈求过死”。尽管史铁生的整个心理世界不能说完全取决于他的病，但总归与之有关，总归是他的残疾让他感到了最初的绝望（史铁生最初的绝望感并没有什么形而上意味，而是由自身的不幸命运引起的一种具体可感的情绪。当时有关死的意识似乎也不具有海德格尔所谓“先行到死”的那种哲学意味。故我认为，史铁生的生死之思并非一步就迈到了形而上维度。其实后来当他思维的触角真的伸向了形而上维度后，他反而从一种想自绝的恶念中摆脱了出来——得益于思想的最后胜利）。是的，一切都从他的残疾开始。这残疾让他认识和领略了命运。他的思想之旅也便由对命运的思考启程。他竭力要把发生的变故想个明白。他开始在那个园子里和自己的“写作之夜”自言自语，想这件事情，向自己解释这事情，然后从这件事情延伸开来，一直追问到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

史铁生小说的基本主题，可以概括为从关于个体命运的思考到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自身的残疾到“人类广义上的残疾”。“为什么偏偏是我？”——史铁生对从天而降的残疾多次表示过强烈的文本抗议，并由此深切地考辨了命运的不公，对“上帝的人间戏剧”在自我意识中进行了拆解。在非常富有寓言色彩的短篇小说《脚本构思》中，作家这样解释“上帝的人间戏剧”：连梦都没有的全能的上帝出于对自己全能的苦闷，自己虽不能做梦，却令万物入梦，创造了一个如梦的游戏和玩具，即“人间戏剧”。他为这个戏剧创造了各式各样千变万化的角色，并在脚本构思后闭上眼睛把他创造的舞台摇一摇，把所有角色的位置都摇乱，“像抽签儿之前要摇一摇签筒那样，像玩牌之前要先洗牌那样，让每一个角色占据的位置都是偶然的，让他们之间的排列是随意性的”。关键的问题是：“谁，应该去扮演哪一个？和，为什么？”——这才是史铁生给出最强烈质问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他不相信会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因为理性告诉他，一切都是那样偶然，根本没有任何确定性因素蕴含在里面。比如：《宿命》中的“我”，“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偏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致终身截瘫这件事”；《来到人间》里的小姑娘，刚生下来就身带残疾的事实；《务虚笔记》里的C，当你走近他，“发现他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尤其是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下身——近乎枯萎的双腿和近乎枯萎的下半身”[11]。——对这些事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命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是的，感领了这些，史铁生觉得，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投注什么样的命运，纯粹出于偶然：“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到头来你找不到更严肃的理由。”在史铁生的作品里，上帝这一称谓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在他那里，这个词可一点儿严肃的味道都没有，几乎就是命运、宿命、偶然性的代名词。对个体命运的感怀，使他产生了“上帝的人间戏剧”中自己的不幸角色意识，觉得生命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冤案——“这冤案好像还不能翻”，并由此出发怀疑到上帝的合理性：“这出人间戏剧啊，要说上帝的脚本策划得很周密，这我信。但要说上帝很公正，我却怀疑”（《脚本构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路，上帝本来不公平”（《山顶上的传说》）；“命运并不是合情合理的，否则不是命运。Ｃ：你不要妄想向命运要求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12]

充分意识到了命运的不公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接受还是反抗？在一开始，人肯定是条件反射般想要反抗。怎么反抗？死吗？不错，反抗命运的武器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意志，并且这精神意志最猛烈的表现就是人这一行为的自绝。不过，对有着顽强的生命意志的人类来说，死还不至于是一件太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智者的脑袋来说，不把死想个明白是不会去主动寻找死神的。试想：作为最极端表现反抗上帝的这一行为的自绝，表面上使上帝高高在上的统治变得不再可能，但是你再怎么自绝，上帝不还是照样安然无恙吗？他的人间戏剧不是照样要演下去吗？所以，自绝恰恰是上帝高高在上的反证；所以，自绝就像是反抗上帝最愚蠢的一种做法。史铁生自己也说：“你面对苦难得有一个什么办法。最简单的办法，最不负责任的办法，是自杀。我当年也想过这个办法。这很省事，但是呢，也很无聊。就是说，什么事儿都白弄了，你的苦也白受了。”[13]故而，史铁生没有选择死，虽然他并不贬看死，甚至认为“自杀是人类的一种光荣品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分界”；虽然他似乎并不怕死，甚至还说“怕死真是人类最愚蠢的一种品质”（《想念地坛》）。如果进一步想想似乎也是这么回事。你说世界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它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人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当我们从灵魂深处问及这样的问题时，形而上学的恐怖便内在地显现出来了。因为对于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答案都同样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这样问？这个问题倒是可思议的。基于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生命的经验和体验似乎可以得知，形上思维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天赋素质。也许人类的心智天生就是不肯放过任何没有根据的事物，它定要给出它们答案。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觉知，这些答案都是某种来自心灵的想象，都是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投射。很多时候，人类在精神诉求的过程中心灵始终处于受难的状态，因为他知道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不透明的，其目的和意义是在人类心智的把握能力之上的。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有时候人类心中才会隐藏着如此虚无和黑暗的东西：认为世界与其存在，还不如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对世界目的和意义不可知的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的精神报复（这里实际上还有另一种隐秘心理，那恰恰是对虚无的反抗意识：认为如果只能无缘无故地怪异地活在虚无中，不如干脆不活。这里隐含着的其实还是对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渴望）。可事实毕竟是：世界存在着，人也存在着，并且，在世界之中。这是一种先验的规定。这应当是人的任何心灵行动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所以，反抗上帝不啻人类一切虚妄中最大的一种虚妄。与其反抗上帝，不如从根本上正视自身的弱小，然后本着真善美的原则，实践我们的生命之本性。

史铁生长期对死的思考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死是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在《山顶上的传说》这篇具有强烈心理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史铁生就已经借主人公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后来他更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对死做这样的思考使我从有着强烈现代意识的史铁生身上依稀看到某些古代中国智者的影子。尽管他们的思维路径不一样，但对待生死的态度却是相似的。这与中国先秦思想家杨朱所说的“不求永生，不求速死”，甚至孔子所说的“不知生，焉知死”都恍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映射出的似乎还是某种中国本土的生存智慧，并没有显现西方式先知和受难者那种执迷于生死的宗教气质。其实，即便是史铁生最后的有一定的宗教性意味的精神诉求，也有着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烙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了，他对于宗教诉求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宗教徒般虔诚，而是秉承着中国古人对于生死的达观。如他在2004年5月25日与复旦大学学生对谈中这样谈论“神”：“咱们经常说‘神’，我稍微说几句。其实是两个神，一个叫创世神，怎么证明创世神的存在？因为我们世界存在，它一定有一个原因，你叫它‘神’也可以，叫它‘大爆炸’也可以，总之是这么一个原因。而这你是弄不清楚的，就像北京话说，这事儿神了。这话很恰当，它就是‘神’的意思，这就是创世神。你休想让创世神去改变主意，他就给你放在那儿了，就让你二十岁得这个病。我刚开始得病的时候也是满心不服气。这没办法，你非服气不可。《圣经》有一个《约伯记》，约伯就是对他的苦难不服气，说，上帝你怎么这样对我？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上帝说，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有你什么事？这哑口无言了。那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毫无办法的困境的时候，启示神就出现了，他就向你要求一种态度。你必须拿出一种态度来。当然你可以自杀，不自杀就要一种态度。说到‘信仰’，就是这么一种意思。”杨健在其独树一帜的著作《中国知青文学史》中，论及史铁生的宗教诉求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我却认为颇为到位：“史铁生是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步入宗教疆域的。这是中国古人曾走过的平实、稳妥的道路。史铁生的整个精神探求过程，一直指向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思索。在他的宗教情怀中，贯穿着一种现世的、思辨的立场，有一种‘祭如在’的儒教精神。”[14]当然，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并不全然是东方的，而是一种对人类以往多种宗教精神的创造性综合。这个话题我们后面再详细论及。

在史铁生的精神视域，似乎还有比对生死的达观意识更为高级的对抗命运的秘方，那就是：人与世界互相拥有否决权。这和中国民间传统的所谓“一死了之”虽然结果一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比如《毒药》里的“他”所想的：“无论碰上什么倒运的局面，都可以轻易把它们否决掉，只消把那两粒否决权往嘴里这么一扔。”这种与世界的决绝准备与前面论及的自杀念头似乎也不太一样，尤其是在心理动机上。那样的自杀等于向这个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彻底失败，等于反证了世界的最终胜利，而此时的决绝则表现出一种对世界的藐视。这或可称为一种高级的“精神胜利法”。《毒药》里的“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件心理法宝，“一下子放心了，心静得如同那无边无际的大水和天空”。接下去的动念当然又是：“既然如此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死呢？”

可见，史铁生为一方面反抗命运的不公；另一方面坚强地活下去的念头在心智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战绩。不过他也并没有就此停留下来，他的思想之旅远未结束。在一个思想者那里，“似乎问题总是多于答案，迷惘总是多于清晰”[15]，并且，对一个问题，在仿佛悟到了答案时，答案本身就会又成为问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便是似乎更确切的问题逼迫他在自我意识里解决：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他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发出着这样的“天问”：“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到底为了什么呢？”（《山顶上的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活？人应该怎么活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人，亘古至今，这么煞有介事地活着到底为了什么？”[16]……要回答这些问题，人无疑将面临更加艰巨的心智任务，因为这样的问题似乎远不是以一句“就是想活着”就能轻易打发掉的。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说：“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但在其自我意识里他比谁都清楚，这其实不可能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再者，这个问题也不是仅仅把生命存在看作某种“欲望”表现就能解决得了的。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在《务虚笔记》第118节“欲望”中，他又对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刻思辨，并且通过F医生与L诗人的一场对话，把这一探讨上升到了本体层面。我们揣摩一下F医生的某些话：“没有绝对的虚无，只有绝对的存在。”“（死）也许是又一次开始，另一种开始。也许恰恰是醒来，从一种欲望中醒来，醒到另一种欲望里去。”“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你想有，或者你想无，那都是欲望。”“我并没说F医生，我说的是‘我’，我是说欲望。欲望是不会死的，而欲望的名字永远叫作‘我’……至于‘我’偶然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那不重要，是F，是L，是C，是O，是N，那都一样，都不过是以‘我’的角度感受那痛苦，都不过是在‘我’的位置上经受折磨。”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更有些玄虚地写道：

如今我常常还能听见F医生对我说：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去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就使“我”诞生。

我就在这样的消息里。

不不，我梦中的F医生会纠正我：并不是“我”就在这样的消息里，而是，这样的消息就是“我”。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史铁生把欲望形而上学化了，认为欲望不但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而且是某种宇宙意志（与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意志”的含义有些相近，但与他的“欲望与痛苦循环说”中的“欲望”在含义上有所差别），是世界之存在的内在因素。人仿佛是作为欲望的借体而存在的。在这样的存在机制里，人只是一种欲望借以表现自己的被动工具。不过，我们知道，即便有了这样一套关于人和欲望的形而上学理论，史铁生却并不认同这种存在机制的合理性。他站在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质点上，同时对这种存在机制表达了自我意识觉醒的“人”的质疑和诘问。他说：“也许，人，就是歧途。因为人是欲望的化身。”（《随笔十三》）。

总之，史铁生认定，人必须找出自己活着的充足理由。也许当初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史铁生才选择了写作（史铁生所说的写作，不仅指文字形式的东西，还包括非文字形式甚至非一切外在形式的人类纯粹的心智活动——基于史铁生的说法我们不妨称为“内在写作”）。他在《答自己问》中说过：“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非用纸笔不可。”所以，我们可以把史铁生所谓的写作广泛地理解为人的一切思想和精神活动。关于为什么写作，史铁生好像有过多种多样的说法。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他写道：“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到了《答自己问》，他给出的回答是：“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在2001年3月2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次访谈中他如是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到了《病隙碎笔》，他这样说：“我其实未必适合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蹚，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17]2013年，他在“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书面讲演”中则说：“我自己为什么写作呢？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在2004年5月25日与复旦大学学生对谈时，他又这样说：“艺术创作的初衷要我说，就是生命的疑难，我掉到河里了，我要抓住一根稻草，我的精神要活下去，去找到一个路。”……关于史铁生，史铁生自己的说法我们当然都应该信。不过，我还是愿在总结史铁生的多个说法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看法。基本意思其实就是那么两层：首先是一种走出心理困境的审美诉求，或者说是想借助文学的美学效果来稀释主体的痛苦或绝望感，一个附带的作用是使空茫的心灵有个着落；其次是对生命意义的叩问与寻找。写作的过程就是叩问与寻找的过程，它本身不一定给出答案，但那挣扎着寻找的努力足以充实“寻梦者”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把自己遭遇的心理绝境上升为人类普遍的难题并对之加以深刻的考量而获得一种价值感。他甚至为自身的痛苦突然加重的分量感到骄傲和自豪，以至于萌生一种对上帝分配给他不幸命运的感恩心理。这里可能还蕴含着另一种很奇异的机制，就是由于整个人类好像分担了个体的痛苦意识而使个体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并且还使个体痛苦的品位大大提升——一代又一代真诚的知识者毅然决然放弃行尸走肉的生活，勇敢地背负起自己痛苦的精神命运的秘密或许也在这里。

写作就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或者说找到精神支撑。不管这支撑是一种理想、一个神话、一个目标、一种信仰，抑或一种纯粹的幻象，对人生来说都是十分切要的。史铁生在自己的多数作品里都建构着人的这种心理和精神真实。对于自己的生命之存在，他认为必须有一个能在内心里说服自己的解释。这可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心智。这对他来说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根本需要。他定要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终极意义。对他来说，这意义他可以一时找不到，但绝对不能没有。就像《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那样，七十年不辞辛苦弹琴说书，为的就是那样一个目标：弹断一千根琴弦，去抓那服药，最后睁开眼睛看一眼世界。就像《原罪·宿命》中全身瘫痪、整天整夜只能躺着的十叔那样，就是为给孩子们讲他想象或幻想出来的故事。他抱定，“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了”。而在史铁生自己这里，一切的不幸和苦难，一切的痛苦和绝望，最终都化为一片祈祷、一种对圆满的祈求和仰望、一种越来越强的信心和一种皈依的姿态。他是怎么走上皈依之途的？他的心灵路线图对他的生命时空究竟实现了怎样的穿越？这一切当然都由他的文本折射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