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理论”的原因：遗忘政治

伊格尔顿为何要批判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呢？

我们知道，“理论”产生于政治运动之后，伊格尔顿在接受访谈时谈道：“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政治事件的继续，是在这些运动结束之后，让那些观点保持热度的一种方式”[15]。可惜的是，“理论”在后来蜕变了，“种种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已经在体制化和消费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的魅力”[16]，理论不再具有批判性，而是局限于一些无关紧要甚至缺少意义的细节当中，伊格尔顿将之称为对法国式接吻的迷恋，对手淫的政治的着迷，或者研究施虐受虐狂、色情片；[17]更重要的是，理论曾经以标榜自身的政治性获得了人们的支持，但在实践过程中它却偷梁换柱，把宏大的、严肃的涉及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打着尊重差异性、个别性的旗号，打扮成政治正确的样子，可实际上这种拐弯抹角的敲边鼓政治策略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让人迷失在细枝末节的生活下脚料当中，出发点是政治行动，结局却是自欺欺人，因此伊格尔顿试图证明走向终结的正是这一类“后现代主义理论”[18]。盛宁先生早在2005年即表示：“伊格尔顿对欧美文论界的现状是不满的。‘文化研究’一向标榜自己政治性很强，然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它恰恰忘记了更重要的政治。用他在此书另一处的话说，就是‘想得小’，不仅眼界小，器局小，而且‘玩’字当头。”[19]大卫·杰弗里干脆说：“伊格尔顿越是感到职业性文学研究逃离了公众和政治目的，走向彻底无序的孤芳自赏，他的怒气就越高。”[20]所以，有学者总结道，后现代主义对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热衷反而把理论最初的政治诉求给丢弃了：“伊格尔顿宣示理论已经走向了终结，其实是在控诉理论的衰败，控诉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漠视。”[21]伊格尔顿控诉的原因就在于理论在当代的走向已经违背了它的初衷，而这个初衷正是“政治”。

伊格尔顿为什么仍要强调“政治”？除了他一贯的左派立场之外，《理论之后》为什么要控诉“文化理论”对政治的躲躲闪闪甚至视而不见呢？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人类面临前所未遇的挑战，学者应放弃狭小的问题，去深入思考重大问题。”[2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太生活化了，太世俗化了，太关注此岸世界了，反而忘记人生的意义，忽视了差异性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学者提出：“文化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所以它只有转向边缘与缝隙，试图在这些地方发现资本主义的神经痛点和通往乌托邦的道路。这本是理论游击战的权宜之计，却被文化理论当作了常规武器。最终排斥总体性的文化理论不但不能改造世界，甚至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世界了。”[23]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伊格尔顿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他追求某种形而上的总体性。

作为一名左派学者，伊格尔顿始终对理论的政治功能抱有期待，这是学者们普遍承认的。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理论热本身有着明确的政治取向，理论是理论家们从街头退守到书斋中的实践工作——即阿尔都塞所说的“理论实践”——“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争。”[24]他在《理论之后》非常期待理论能够发挥作用，而由于对“理论”盛行的那个时代充满怀念之情，他说：“我们目前谈论理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现象；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理论的兴起同西方左派的上升紧密相关。”[25]这便再次证明了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品格：理论诉求是实践性的，面向现实、面向人生。

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伊格尔顿在新世纪采用了另外一种策略来讨论“实践性”和“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