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内歌唱”书写的美学基础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在本质上是抒情的，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特征。以内歌唱为情操的诗歌书写，更接近了语言艺术，更强化了诗歌的文体特征，在方法论意义上也强化了当下诗歌书写的主体精神。内歌唱的书写，不仅还原了诗歌的本质状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而且从一种精神的高度提出了当下诗歌书写的“期待视野”。“内歌唱”的精神书写，使当下诗歌表现出应有的美学特征。

（一）语言艺术化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自有它所对应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西方近现代语言哲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包括后来盛行一时的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都与诗歌的阐释与分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说明诗歌的语言在诗歌书写中的重要作用。

诗歌回到语言，不只是要求诗歌拥有唯美与意象丰富的文学语言，更是诗歌的语言要具备“及物”能力，能够利用象征、隐喻、联想、通感、变形等异质性的语言，使诗歌的叙述明显地区别于散文及科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的交流性语言，从成规的指称性语言中游离出来，进入诗艺营构的艺术迷宫。正如著名诗人昌耀所言“艺术的根本魅力其实质表现为——在永远捉摸不定的时空，求得了个体生存与种属繁衍的人类为寻求万无一失的理想境界而进行的永恒的追求与搏击的努力（我视此为人的本性），艺术的魅力即在于将此种‘搏击的努力’幻化为审美的抽象，在再造的自然中人们得到的正是这种审美的愉悦。因之，最恒久的审美愉悦又总是显示为一种悲壮的美感，即便是在以开朗的乐观精神参与创造的作品那里也终难抹尽其乐观的亮色之后透出的对宿命的黯然神伤”[44]。诗歌的内歌唱，使语言有所节制，保持含蓄之美，令人遐想，回味无穷。

但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生长的；不是确定的，而是延异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绵延的；不是守旧的，而是创新的。诗歌的语言本身甚至就意味着一种破坏、一种断裂。“语言被降格为一个事件。它在时间中发生，其声音指向发声之前和发声之后的那种东西：沉默。于是，沉默既是语言的前提条件，又是语言明确了方向后的结果或目标。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艺术家的活动就是创造或创建沉默的活动；富有成效的艺术作品留下一片静默。艺术家所支配的沉默，参与了旨在治疗知觉和文化的计划，这一治疗往往采用休克疗法而非说服疗法。即使艺术家以词语为媒介，依然可以参与这个计划：语言可用来抑制语言，表达沉默。马拉美认为：“诗歌（即运用文字）的任务在于清理为词语堵塞的现实——通过在事物周围营造沉默的气氛。艺术必须借助语言和语言的替代品，依据沉默的标准向语言本身发动全面的攻击。”[45]

只有关注艺术化语言的诗歌，才有可能抵达艺术世界，通过意象、叙事与戏剧化细节的语言设置，营构诗意的文学空间。

作为艺术的诗歌构成了人类的情感经验之一，展现了人类对世界的判断力与艺术趣味的感受力。诗歌对语言艺术的现代技巧的吁求，赋予了其表达诗意与歌唱的能力，诗歌语言的不断生长与革新，使之具备了“内歌唱”的可能性与高度。

对语言的追求，也暗示着诗人在沉思的道路上，让“语言”构成诗意生命的“精神事件”，丰富与表述着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内歌唱情操。

（二）诗歌哲理化

对语言的沉思必然推动着语言的哲理化进程，这是诗歌内歌唱的美学基础之一，也是诗歌走向更高艺术境界的通道之一。单纯地把诗歌看作纯粹的语言的“炼金术”，多少封闭与限制了诗歌的诗性与诗意的生长可能。诗歌的哲理化，能够使经验与体验转化为一种知性之美、哲理之美。

“诗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思考性的行动，拒绝满足于突然插入直接的情绪，以便了解所感觉到的东西的实质”[46]。思考性的行动产生了诗歌，但诗歌的哲理化赋予了诗歌哲学意蕴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将抽象概念通俗化或者利用某些叙事策略与带有哲理内涵的戏剧性细节，通过一个较好的视角将命题戏剧化，即通过戏剧化的故事情节讲述或揭示某种深刻的哲理，是许多诗人尝试运用的创作方法。朦胧诗人顾城的《远与近》、“第三代诗人”韩东的《大雁塔》、20世纪90年代伊沙等诗人的创作都在诗歌的哲理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丰富与扩充了诗歌的意蕴，使诗意与诗思之间获得了艺术平衡。

也许最伟大的诗人是最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与思维的诗人，是对读者多有启发的诗人。这种“启发”，便是诗歌要探讨的哲理。这种哲理化的美学规范弥补了当下诗歌语言的匮乏与艺术张力上的欠缺，提升了诗歌的美学意蕴与文学气息。而有些创作，比如口语诗歌写作，过多使用日常口语，缺少了诗歌应有的艺术张力，常被读者当作“口水诗”。

诗歌的哲理化，事实上体现了诗人的发现与创造能力。

（三）诗歌生命化

真正的诗歌，应该是广义上的“生命之诗”。

艾略特说：“诗人声音里的抒情诗是对自己倾吐，或是不对任何人倾吐。那是一种内心的沉思，或者说那是一种天籁，它不顾任何可能存在的言者和听者。”[47] 当代著名诗人海子说过：“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48]“别人走向行动，我走向歌唱……抒情就是王的座位，其实，抒情的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唯一的人，心中的人。”[49] 诗歌除了具有音乐形式上的美感的抒情性特征外，还应该拥有一种思想高度和勇于担当现实、承受人类生活苦难体验的勇气。执着于大爱与普世的写作，走向诗歌的“大我”情怀，这种有思想与人类情怀的高度“歌唱之诗”可以称为诗歌的“内歌唱”，它表现出一种“大诗”写作的情怀。海子所创作的就是这种“融合中国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简历）由此，“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歌唱的”[50]。“大诗”的写作情怀把诗歌的“内歌唱”推向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峰。如桑塔耶纳所说：“成为完整的诗人的尺度，首先取决于他歌唱；他的声音纯洁，表达得体；他的音调从容平稳地逐个流过；其次，他所创造的形象，应该在较高的程度上互相配合；他应该善于使用夸饰文体，他必须用从自己的记忆和思想里反射出来的光使思想生辉，使和谐丰富并有深度。”[51]

内歌唱，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话语，而是一种带有生命与艺术元素的歌唱，它代表了当下诗歌从反讽向歌唱的过渡。“反讽”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比喻策略，只有在综合的有机的内歌唱的隐喻中才能复还诗歌的象征与神话。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抒情传统的一种断裂，也是一种延续。它与“抒情”相关，更指向沉思式的生命大诗的书写，它的精神底蕴是节制的、蕴含的、审美的、充实的。

内歌唱，作为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之一，它回归了诗歌作为抒情的本体追求，在兼顾叙事、戏剧性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上，传递着人类的经验、情绪、知性、审美、诗意与诗性。它构成了当下诗歌书写的重要情操，也是区分诗歌与非诗、非艺术的“诗歌”的重要标志。对其深入的哲学与美学基础的意义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对诗歌进行科学的文体细读与哲理化的文学阐释，从而做到以诗解诗，以诗化诗，以诗观诗，以诗读诗。

诗歌由个体的生命观照融入艺术精神的大生命的体验与升华，这符合诗歌作为艺术的主张，也有助于恢复当下诗歌书写的尊严，重拾诗歌书写的信心。诗歌写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构搭人性的桥梁。诗歌深沉的内歌唱，回避了当下拒绝深度的书写主张，实现了当下文化语境中对高度、难度、深度、力度书写的追求，诗歌唯有在其本体、认知、审美等艺术维度上苦苦坚守，才有可能把这种歌唱情操传递给读者与听众，维护其写作尊严，才能使诗歌的节奏与意义的声响变成艺术的审美功能，让每一位诗歌受众分享诗歌的思想感动与艺术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