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与整体思路

本书的整体思路，准备从清初到乾嘉这一历史长时段的宏观层面着眼，从个案人物的问题意识这一微观层面入手，依据“清初儒学的转型——乾嘉时期儒学的维新与突破——清代中期儒学的流变与近代影响”的逻辑结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运用哲学分析方法，主要是对于这一时期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对清代中前期儒学典型而又隐蔽的形而上学部分进行勾勒、诠释，揭示其背后的道德形上学与价值观的时代性取向。其次，运用文化社会学方法，揭示清代儒学社会日常观念的诸种异动，彰显出此一时期的儒学与其经济、政治与社会背景之间诸多隐密的关联机理。再次，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将清中期儒学与明清之际、晚清前后两个阶段的儒学进行对比，找出乾嘉儒学转型的主要特点与利弊得失。最后，通过综罗发微，力争做到人物个案与时代思潮的点面结合和史论结合，贯通哲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畛域，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展现此一时期儒学寻求思想突破的努力和面临的困境。

依据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拟分为三编：第一编，简要勾勒清代乾嘉考据学术由惠栋、戴震奠基，以龚自珍等人为结穴的历史轨迹。在这一部分，论述重点放在四个方面：一是惠栋、戴震所奠立的“经之义存乎训”乾嘉考据学或诠释学范式；二是戴震哲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形上学基础；三是乾嘉历史考证学派“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四是“道赅理气”的乾嘉新道论形上学。第二编，通过着重分析乾嘉儒学的几个重大论争来说明其在后戴震时代的分化与流变。戴震哲学思想作为乾嘉儒学的代表性成就，其在各个方向上的继续发展和张大，扬州学派功不可没。但是乾嘉儒学内部几个重大的理论紧张——汉宋之争、儒释之争和经史之争等，预示着乾嘉儒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自我分化和再次转型。尤其是儒家在“度数之学”“经济之学”等方向上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儒家内在一贯的经学体系因为专业知识的过度膨胀而自我裂解。如何在各种知识门类的独立分化运动面前保持儒学的贯通性和整体性，是乾嘉儒学尤其是其经学传统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第三编，特别从观念史角度运用文化社会学方法，细论清代尤其是乾嘉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观念，凸显乾嘉儒学的多元面向和丰富活力。最后，在结语部分，综论乾嘉儒学“运用理性，别致新知；反抗伦理异化，追求道德解放”这样一条思想主线，客观品评其融情感与理智为一体的维新努力及其得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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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3] 参见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

[4]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5] 张履祥：《与唐灏儒》，载《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6] 参见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7]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8] 汤斌：《志学会约》，载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9] 参见[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

[10]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书》，载《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11] 陆陇其：《学术辨》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2] 熊赐履：《下学堂劄记》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0页。

[13]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崇理学”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3页。有关清初理学研究，可参见杨菁《清初理学思想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

[14] 有充分的文本与思想勾连表明，船山学“较近于戴震之学”。参见蔡家和《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13年版，第44页。

[15] 陈确：《书大学辨后》（戊戌），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9页。

[16] 路新生曾就此指出：“从辟二氏、厌弃形上思辨学风角度看，乾嘉考据学风正是秉承着清初学风的余波而起。”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17] 参见刘述先、郑宗义《从道德形上学到达情遂欲——清初儒学新典范论析》，载刘述先《儒学思想意涵之现代诠释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筹备处2000年版，第73—103页。

[18]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34页。

[19] 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叙》，载《定庵续集》卷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2页。另可参见杨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20] 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册，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版，第265—266页。

[21]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318页。

[22]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页。

[23] 姚莹：《复黄又园书》，载《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外集》卷一，同治六年安福县署刻本。

[24]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后又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中析出，另立《逆臣传》。乾隆用心良苦地通过这一褒一贬的正反两手，从民族大义与君臣纲常这两个道德高度上重建了一套清朝的正统观及忠君爱国思想。

[25] 章学诚：《说林》，载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7—355页。

[26]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433页。

[27] 详细条目请参见张寿安《龚自珍论乾嘉学术——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载《学海》2010年第2期。

[28] 参见张循《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年第63期。

[29] [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知识的萌芽》，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0] 段玉裁：《与刘端临书第十八》，载《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6页。

[31] 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4页。

[32]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载《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2页。

[33] 参见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4] 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

[35]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页。

[36]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

[37] 参见吴根友《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30页。

[38] 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4版，第117—118页。

[39] 蒋国保：《“坎坷启蒙说”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与超越》，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第7版。

[40] 参见[日]伊东贵之《中国近世的思想典范》，杨际开译，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07—208页。

[41] [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载[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主编《公与私的思想史》，刘文柱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42]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35页。

[43] [德]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洪汉鼎《解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4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45] 戴望：《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页。

[46] 近五十年（2005年之前）的戴震研究文献，可参见吴根友、黄敦兵《近五十年戴震哲学思想研究述评》，载《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 据笔者粗略所见，仅博士学位论文就有王艳秋《戴震重知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罗雅纯《朱熹与戴震孟子学之比较研究——以西方诠释学为视角》（淡江大学，2007年），郭宝文《戴震及其后学与孟荀思想异同研究》（台湾大学，2011年），龙鑫《自然与必然——戴震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11年），赵标《自然与必然的融贯——戴震理学批判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13年）等。

[48] 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49] 相关研究文献索引及综述，参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50]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1页。

[51] 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年版，第5页。

[52] 参见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万德安编，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53] 参见孙邦金《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5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3页。

[55]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6页。

[56] 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二，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

[57] 刘述先：《从道德形上学到达情遂欲——清初儒学新典范论析》，载刘述先《儒学思想意涵之现代诠释论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筹备处2000年版，第88页。

[58] 刘述先：《从道德形上学到达情遂欲——清初儒学新典范论析》，载刘述先《儒学思想意涵之现代诠释论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筹备处2000年版，第103页。

[59] 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60] 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

[61] 林庆彰、张寿安主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从刘蕺山到戴东原》上下册，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

[62] 周积明、黄爱平、吴通福等大陆学者积极诠释和呼应“乾嘉新义理学”，涌现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黄爱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清代新义理观之研究》（吴通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综述，参见童小玲《“清代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4年第四卷第1期），陈居渊《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载《求索》2003年第5期），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黄爱平《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综述》（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周积明认为，乾嘉新义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用，摒弃“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性理之学。由于如上范畴皆与宋明“义理学”对立，故称“乾嘉新义理学”，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内含“近代指向”的重要思想范型。（参见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3] 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2期。

[64] 参见周启荣（Kai-wing Chou）：《晚清帝国之儒教礼仪主义的兴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5] 参见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台北：里仁书局1999年版）、《清代新义理学》（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版）。

[66] 参见张丽珠《清代的义理学转型》，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

[67] 参见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58—63、349—354页。不仅是“仁”字，“善”字本义也具有人际性。“善”，从羊从二言，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好言相待”。关子尹解释这种人际性为“产生于主体外的对偶性之交感性的关系”，杨儒宾则简称为“相偶性”。不过，阮元“相人偶”的字源学考证并不是唯一的确解，只是特别强调了“仁体”中的“他人伦理”和“关系伦理”之一面。（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2—167页）

[68]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209页。

[69]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271页。

[70]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270页。

[71]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93页。

[72] 对于近世东亚儒学界思想共振的现象，冈田武彦曾指出，“在明末抬头的复古思想、唯气思想以及宋明学批判论，直接影响了清朝的戴震和日本古学派的儒学，例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等人，可谓他们学术思想的先驱。”参见[日]冈田武彦《戴震与日本古学派的思想——唯气论与理学批判论的展开》，载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2期。

[73]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358—360页。

[74] 林安梧：《“以理杀人”与道德教化——环绕戴东原对于朱子哲学的批评而展开对于道德教育的一些理解与检讨》，载《鹅湖学志》1993年6月第10期。

[75] 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3页。

[7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3页。

[77]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78] 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66页。

[79] 萧萐父：《传统·儒家·伦理异化》，载《吹沙集》，巴蜀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80]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84页。

[81]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82] 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3] 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84] [日]滨口富士雄在《清代考据学的思想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4年版）中亦曾指出，在考据学方法理念的背后，一贯地存在着“作为儒学的形上学基础”。

[85] 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0页。

[86] 黄宗羲：《时禋谢君墓志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87]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745—760页。

[88]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89] “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冯梦龙：《情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90] 张寿安、吕妙芬：《明清情欲论述与礼秩重省》，载台北中研院《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总续78期。另可参见钟彩钧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情、理、欲》，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版。

[91] 参见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对其李氏“情本体论”的评论可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第十一章“情感本体”，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89—420页。

[92] 参见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93] 参见崔发展《儒家形而上学的颠覆——评蒙培元的“情感儒学”》，载《当代儒学》2011年第1期。

[94] 参见黄玉顺《儒家的情感观念》，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9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96] 蔡长林：《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导言，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10年版，第xvii页。

[97] 蔡长林：《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导言，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10年版，第35页。

[98] 蔡长林：《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导言，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10年版，第xx页。

[99] 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另外，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当代公羊学和政治儒学研究的复兴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00] 参见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0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第522、608页。

[102] 转引自陈柱《公羊学哲学》，李静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103] 陈柱：《公羊学哲学》，李静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04] 参见曾亦、郭晓东编著《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第五章“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32—159页。

[105] 曾亦：《清代春秋学汇刊》编选说明，载庄存与、孔广森《春秋正辞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曾亦对于康有为春秋三世说的诠释，可参见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6] 章太炎：《清儒》，载《訄书详注》第十二，徐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07] 章太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