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导言

一 梵语诗学的起源

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历史悠久，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吠陀时期（公元前十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史诗时期（公元前四世纪至四世纪）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产生了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梨俱吠陀》，宏伟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精美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小说。在这广袤肥沃的文学土壤上，又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梵语文学理论体系。

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这需要联系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

吠陀有四部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它们是婆罗门祭司为了适应祭祀仪式的需要而加以编订的。在一些重大的祭祀仪式中，劝请者祭司念诵《梨俱吠陀》中的颂诗，赞美诸神，邀请诸神出席祭祀仪式；咏歌者祭司高唱《娑摩吠陀》中的颂诗，向诸神供奉祭品；行祭者祭司低诵《夜柔吠陀》中的祷词和祭祀规则，执行祭祀仪式。《阿达婆吠陀》则为祭司提供咒语。

吠陀诗人通常被称作“仙人”（ṛṣi，即“先知”）。在这些仙人创作的颂诗中，时常表露他们具有超凡的视觉，与神相通，受神启示。因此，在吠陀文献中，常常把仙人创作颂诗说成是“看见”颂诗，同时把吠陀颂诗称作“耳闻”或“天启”（śruti或śruta）。

吠陀诗人崇拜语言，将语言尊为女神。《梨俱吠陀》中有一首颂诗借语言女神之口，赞美她是神中的王后，神力遍及天国和大地：

确实，我亲口说出的言辞，

天神和凡人都会表示欢迎；

我使我钟爱的人强大有力，

成为婆罗门、仙人或圣人。（10.125.5）

在吠陀颂诗中可以发现，有些诗人创作颂诗不仅适应巫术和祭祀的实用需要，也兼顾诗歌的艺术性。他们认为“智者精心使用语言，犹如用簸箕筛选谷子”，“好运就会依附语言”，语言女神会向他“呈现自己的形体，犹如一位衣着漂亮的妇女出现在丈夫面前”。（10.71.2、4）有的诗人已经将诗歌视作一门技艺，说道：“我们巧妙地制作新诗，犹如缝制精美的衣裳，犹如制造车辆。”（5.29.15）

但是，印度古人并不将吠陀视为诗，而视为婆罗门教的至高经典，即“天启经”。用作吠陀颂诗的专用名称是“曼多罗”（mantra，赞颂、祷词或经咒），有时也称作“阐陀”（chandas，意为韵律或韵文）。后来在梵语中指称诗的 kāvya 一词，在吠陀诗集中并非指称诗，而是指称智慧或灵感。吠陀诗集中的文学功能依附宗教功能。在整个吠陀时期，文学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表现形态。因此，文学理论思辨也就不可能提到日程上来。辅助吠陀的六门传统学科（“吠陀支”）是语音学、礼仪学、语法学、词源学、诗律学和天文学。后来，学科范围扩大，如《歌者奥义书》（7.1.2）中提到十四门学科：语法学、祭祖学、数学、征兆学、年代学、辩论学、政治学、神学、梵学、魔学、军事学、天文学、蛇学和艺术学。其中仍然没有文学理论。

此后，在史诗时期产生了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和吠陀文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产生于婆罗门祭司阶层，而前者主要产生于与刹帝利王族关系密切的“苏多”（sūta）阶层。“苏多”是刹帝利男子和婆罗门女子结婚所生的儿子。他们在王室中享有中等地位，往往担任帝王的御者和歌手。他们经常编制英雄颂歌赞扬古今帝王的业绩，形成一种有别于婆罗门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文学的世俗文学传统。《摩诃婆罗多》约有十万颂，《罗摩衍那》约有两万四千颂。它们在古代印度以口头吟诵的方式创作和传播，经由历代宫廷歌手和民间吟游诗人不断加工和扩充，才形成目前的规模和形式。

而这两部史诗本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不同。《摩诃婆罗多》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插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成分，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由于它特别注重历史传说和宗教，而自称为“第五吠陀”。与《摩诃婆罗多》相比，《罗摩衍那》的故事情节比较集中紧凑，虽然也插入不少神话传说，但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枝蔓庞杂。诗律也同样主要采用通俗简易的“输洛迦体”（śloka），但语言在总体上要比《摩诃婆罗多》精致一些，开始出现讲究藻饰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印度古人将《摩诃婆罗多》称作“历史传说”（itihāsa），而将《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ādikāvya）。

这里的诗（kāvya）是文学意义上的诗。这种文学的自觉出现在史诗时期的中期，公元前后一世纪之间。此时，梵语文学从史诗时期步入古典梵语文学时期。梵语文学已经不必完全依附宗教，梵语文学家开始以个人的名义独立创作。古典梵语文学家多数出身婆罗门，因而在宗教思想和神话观念方面受到婆罗门教的深刻影响。但除了往世书神话传说和其他一些颂神作品外，从总体上说，古典梵语文学已经与宗教文献相分离，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意识表现形态。

古典梵语文学的早期作品留存不多，主要有佛教诗人马鸣（一、二世纪）的叙事诗《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以及三部戏剧残卷，还有跋娑（二、三世纪）的《惊梦记》等十三部戏剧。同时，在石刻铭文中，也有古典梵语的散文文体。摩诃刹特罗波·楼陀罗达孟（二世纪）的吉尔那岩石铭文充满冗长的复合词，极少使用动词，并注重谐音。其中也提到诗分成散文体（gadya）和诗体（padya）。三摩答剌笈多（四世纪）的阿拉哈巴德石柱铭文开头有八首诗，结尾有一首诗，中间是散文。而这整篇散文只是一个长句子，里面包含许多冗长的复合词。其中有个复合词长达一百二十多个音节。句中大量使用谐音、比喻、双关、夸张和神话典故等修辞手法。这份铭文的作者是三摩答剌笈多的宫廷诗人诃利犀那。这些都体现古典梵语文学的重要特征，即追求语言文字表达的艺术性。

梵语文学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表现形态之后，必然引起梵语学者对它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思考和总结，也就产生了梵语文学理论。现存最早的梵语文学理论著作是公元前后婆罗多的《舞论》。这是一部戏剧学著作，对早期梵语戏剧艺术实践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其中也包括戏剧语言艺术。《舞论》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论述了梵语的语音、词态和诗律，第十七章论述了诗相、庄严（即修辞）、诗病和诗德。这是梵语诗学的雏形。后来的梵语诗学普遍采用庄严、诗病和诗德这三个文学批评概念。

现存最早的梵语诗学著作是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和檀丁的《诗镜》。这两部著作涉及的主要诗学概念是庄严、诗病、诗德和风格。这两部诗学著作中都引述了前人的诗学观点。这说明梵语诗学著作的实际存在可能早于七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判断，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内，梵语诗学主要是依附梵语戏剧学和语法学产生和发展。

梵语语法学早在吠陀时期就已出现。而在梵语语法研究中，必定会逐渐涉及修辞方式。公元前六世纪耶斯迦的吠陀词语注疏著作《尼录多》中已涉及比喻修辞问题。公元前四世纪波你尼著有《八章书》（或称《波你尼经》），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梵语语法体系，其中约有五十条经文涉及比喻修辞问题。六、七世纪跋底著有《跋底的诗》。这是一部以叙事诗形式介绍梵语语法的著作，其中也介绍了三十八种修辞方式。因此，最早脱离戏剧学和语法学而独立出现的梵语诗学著作估计也不会早于五、六世纪。

婆摩诃的《诗庄严论》（Kāvyālaṅkāra）这个书名代表了早期梵语诗学的通用名称。而在梵语诗学的形成过程中，有可能也采用过创作学（kriyākalpa）和诗相（kāvyalakṣaṇa）这两个名称。约四、五世纪筏蹉衍那的《欲经》（Kāmasūtra）中提到六十四种技艺，其中有一种是创作学。[1]十三世纪的《欲经》注者耶索达罗将此词注为“诗创作学”（kāvyakriyākalpa）。约一、二世纪的梵语佛经《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提到释迦牟尼掌握的各种技艺中，也包括有创作学。[2]而在檀丁的《诗镜》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为了教导人们，智者们制定了各种语言风格的创作规则（kriyāvidhi）。”（1.9）

关于“诗相”，檀丁在《诗镜》的开头有这样的说法：“综合前人论著，考察实际应用，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写作这部论述诗相的著作。”（1.2）婆摩诃在《诗庄严论》结尾也将自己的著作归结为阐明“诗相”（kāvyalakṣma，6.64）。九世纪欢增的《韵光》中也提到“诗相作者”（kāvyalakṣmavidhāyin，1.1注疏）。“诗相”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舞论》中。从《舞论》列举的三十六种“诗相”判断，主要是指诗的各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就是诗的特征。但它们又有别于“庄严”。《舞论》中提到的“庄严”只有四种：明喻、隐喻、明灯和叠声。这说明在当时，作为诗学概念，“诗相”似乎比“庄严”更重要。然而，《舞论》中对这些“诗相”的分类显得有些杂乱，界定也比较模糊，甚至连《舞论》两种主要传本本身对三十六种“诗相”的确定和描述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梵语诗学发展过程中，这些“诗相”概念逐渐被淘汰，或者经过改造，纳入了“庄严”之中。《舞论》中只列举四种庄严，而在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中列举了三十九种庄严。这表明后来的梵语诗学家用庄严取代了诗相。或者说，他们认为庄严就是诗相，即诗的特征。这样，庄严论（alaṅkāraśāstra）也就成了梵语诗学的通称。

梵语诗学起源的情况大体如此。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印度古人怎样讲述梵语诗学的起源。王顶（九、十世纪）在《诗探》第一章中说道：大神梵天向“从自己的意念中诞生的学生们”传授诗学。“在这些学生中，娑罗私婆蒂（语言女神）之子诗原人最受器重。”于是，“为了生活在地、空和天三界众生的利益”，梵天委托诗原人传播诗学（kāvyavidyā）。诗原人向十八位学生讲授了十八门诗学知识。其中“娑诃斯罗刹吟诵诗人的奥秘，乌格底迦尔跋吟诵语言论，苏婆尔纳那跋吟诵风格论，波罗积多吟诵谐音论，阎摩吟诵叠声论，吉多朗迦德吟诵画诗论，谢舍吟诵音双关论，补罗斯底耶吟诵本事论，奥波迦衍那吟诵比喻论，波罗舍罗吟诵夸张论，乌多提耶吟诵义双关论，俱比罗吟诵音庄严论和义庄严论，迦摩提婆吟诵娱乐论，婆罗多吟诵戏剧论，南迪盖希婆罗吟诵味论，提舍纳吟诵诗病论，乌波曼瑜吟诵诗德论，古朱摩罗吟诵奥义论”。然后，由他们分别编著各自的专论。

这里显然是将梵语诗学的起源神话化，正如《舞论》将戏剧的起源神话化。[3]这里提到的人名，除了吟诵戏剧论（即《舞论》）的婆罗多之外，其他都无案可查。而所谓的十八门诗学知识则是成型后的梵语诗学的一些基本诗学概念和批评原则。

王顶不仅将诗学起源神话化，也将诗的起源神话化。《诗探》第三章讲述“诗原人的诞生”：娑罗私婆蒂（语言女神）渴望儿子，在雪山修炼苦行。大神梵天心中感到满意，对她说道：“我为你创造儿子。”这样，娑罗私婆蒂生下儿子诗原人。诗原人起身向母亲行触足礼，出口成诗：

世界一切由语言构成，展现事物形象，

我是诗原人，妈妈啊！向你行触足礼。

娑罗私婆蒂满怀喜悦，将他抱在膝上，说道：“孩子啊！虽然我是语言之母，你的诗体语言胜过我这位母亲。音和义是你的身体，梵语是你的嘴，俗语是你的双臂，阿波布朗舍语是你的双股，毕舍遮语是你的双脚，混合语是你的胸脯。你有同一、清晰、甜蜜、崇高和壮丽的品质（‘诗德’）。你的语言富有表现力，以味为灵魂，以韵律为汗毛，以问答、隐语等等为游戏，以谐音、比喻等等为装饰（‘庄严’）。”后来，高利女神（大神湿婆的妻子）创造出“文论新娘”（sāhityavidyāvadhū），将她许配给“诗原人”。娑罗私婆蒂和高利女神祝愿“他俩永远以这种充满威力的形体居住在诗人们的心中”。

在王顶的时代，诗学早已在梵语学术领域中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王顶在《诗探》第二章中论述“经论类别”时，明确将“语言作品分成经论和诗两类”。他认为，如果说“语音学、礼仪学、语法学、词源学、诗律学和天文学是六吠陀支”，那么，“庄严论是第七吠陀支”。如果说“哲学、三吠陀、生计和刑杖政事论是四种知识”，那么，“文学知识（sāhityavidyā）是第五种知识”。他甚至推崇说文学知识是“这四种知识的精华”，是“知识中的知识”。

王顶在《诗探》第一章中用作诗学的一词是kāvyavidyā（即诗的知识或诗论），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又采用sāhityavidyā（即文学知识或文论）一词。sāhitya（文学）一词源自梵语诗学最初对诗的定义：“诗（kāvya）是音和义的结合（sahita）。”在梵语诗学中，kāvya 一词既指广义的文学，也指狭义的诗。而sāhitya一词更趋向于指广义的文学。因此，在王顶之后，有的梵语诗学著作的书名开始采用sāhitya一词，如十二世纪鲁耶迦的《文探》（Sāhityamīmaṁsā）和十四世纪毗首那特的《文镜》（Sāhityadarpaṇ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