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我对峙的冲突与无力：杜甫笔下难遂人愿的园林植物

杜甫颠沛流离后，安顿于成都浣花溪边的草堂；其后辗转夔州期间，他仍然对自己的居所尽心修整。他经营疏凿、养花莳草，尽自己有限的力量，将这些小小家园营造为漂泊之路上暂时托寄身心的所在。他有关这些居所的创作，表现了丰富的园林植物意象，处处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情志。无论是初到成都浣花草堂时四处求取树种的有意栽种配置，经营草堂过程中的持续修剪，还是居夔州时从事园圃作物的劳作，都表现出主观情志对客观环境的改造。杜甫常将好花嘉木摧折、恶木滋长等难遂人愿的植物状况纳入审美，凸显人力与自然力相遇合时的矛盾、冲突，以及由之而生的无奈和无力感，这成为杜甫园林植物书写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主题。

一 成都浣花草堂

成都浣花草堂营建之初，杜甫就在诗中表现了园林预想与现实、有与无的矛盾。既有的恶木野草需要剪除，具有观赏或实用价值的树种需要移植：纯粹的自然郊野绝不令人满意，急需人力的介入，按照“我”的意志，使之逐渐适宜人居。《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绝句，一一记录着杜甫四处求取树种的过程。在杜甫的辛勤求取之下，草堂的环境逐渐宜于人居，其中的植物也丰富起来。观赏类植物如松、竹，经济类植物如各种果树，观赏与食实之用兼具者如桃、李，长成致荫迅速者如桤木，都在园主杜甫的安排下，于园中滋长繁茂起来。杜甫还开辟了药圃，再加上野生或四邻栽种的枇杷、丁香、丽春、栀子、杨柳、桑麻、麦，以及溪中的荷花、屋边两百年树龄的古楠，草堂周围于是形成了一个蓊蓊郁郁的植物世界。

园林植物的栽种和修剪是一项持续性的活动，非一次能完成，杜甫在诗中几乎不间断地反映了其后陆续围绕园中植物的栽植和修剪。《除草》一诗就描述了诗人除去毒草，使得园景一新，“藩篱旷”而“松竹幽”的过程。“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阆州避乱期间，他还嘱咐其弟在东林代其种竹以补园中之白。直到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个春天，杜甫仍栽种和修剪不倦。《春日江村五首·其三》中说“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营屋》也反映了为营建新屋而剪伐屋前竹木的场景：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阴通积水内，高入浮云端。甚疑鬼物凭，不顾剪伐残。东偏若面势，户牖永可安。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萧萧见白日，汹汹开奔湍……

新营之屋与旧有之竹，在占地与光线等方面均存在冲突。杜甫经过取舍，以伐竹的方式，调和了园林要素间的冲突，并带来了“见白日”“开奔湍”这样敞亮开阔的新景象。诗歌叙述了整个矛盾显现并解决矛盾的过程，园林植物的修剪，起到了协调园林要素和景观的重要作用，为白居易《截树》一诗所本。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在诗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物与“我”、己意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尚能调和，种种栽植与修剪活动也基本以杜甫人力的胜利而告终，自然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驯化”，人与自然达到了暂时的相安与和谐。

但事情并不总在控制之中，事与愿违的情况常常接踵而来，杜甫诗中表现更多的还是园中植物状况的不如人意和无可奈何。园中各种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不以园主意志为转移，恶木总是最具生命力，滋长极快，甚至侵占良花良木的生存空间。《恶树》一诗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情景：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

自然界的植物，本无所谓善与恶、材与不材，杜甫在诗中对树木做的种种区分，正是以人之用和审美为尺度，以“我”的意志和好恶观物的表现。诗人手中常把持的那柄“小斧柯”，正是人力对自然改造的象征。然而最终所得，仍是“剪还多”的无力感和悟出“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之理的无可奈何。受诗人厌憎的恶木既已如此，而诗人情感所钟的植物，却又常常受到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或凋落、或折断，显示出脆弱的一面：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其二》）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绝句漫兴九首·其九》）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三绝句·其一》）

不独手种桃李被风吹折，隔户杨柳与溪边楸树新发之花也逃不出风雨摧残，人意与天候恰相龃龉，正是《杜臆》中所谓“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14]。最严重的一次，那棵如神灵一般存在了两百年的古楠，也在上元二年（761）的秋天被暴风雨连根拔起。草堂不仅失去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景观以至于“无颜色”，那些曾往来其下的野客、行人，也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庇佑，诗人也不由得“泪痕血点垂胸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除了风雨这样的自然力摧花败木大不称人意，人为因素有时也掺入其间，成为败乱植物，使园景变得不和谐的“帮凶”。《泛溪》一诗就描绘了邻近的儿童嬉戏追逐、捕鱼采藕，终致浣花溪一片狼藉的景象：“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已睽。吾村蔼暝姿，异舍鸡亦栖。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荷叶零乱颠倒，鱼鳞与藕泥满地皆是，“老无力”的诗人面对群童只能徒叹奈何。在此类诗歌的书写中，浣花草堂不免给人以恶木丛生、枝断花飞、芰荷零乱的印象，虽有人工的营造和布置，但人力似殊为薄弱，在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包围中，无力延伸至园林的每个细部。值得注意的是，草堂没有高大连贯的墙体与外界区隔，只有邻鸡能够飞入的矮墙和疏篱作为私权边界[15]，园林差不多处于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状态。草堂的内部空间半融于周围的郊野之中，颇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使草堂成为一处人工与自然、“驯化”与“野生”的成分互相交织的空间。如上举《泛溪》一诗，溪边的种种混乱，就与“吾村霭暝姿”和“异舍鸡亦栖”联系起来，成就“萧条”的整体氛围。总之，浣花草堂是一方未经充分“驯化”的园林空间，天候与人事时时露出粗野的棱角，伤及其中或经栽培、或自然生长的植物。

诗人自己在园之时，尚不能控制和充分“驯化”园中及园林左近的诸多因素，不在园时的情况则更可想而知。杜甫也常在诗中表达暂时不在场时，对园中植物无主状态所抱有的无力感。所谓“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寄题江外草堂》），杜甫于上元元年（760）春卜居成都浣花里，开始草堂的营建，而宝应元年（762）七月送严武还朝途中，适逢徐知道反，不得回成都，其后又辗转绵州、梓州、阆州等地，直至广德二年（764）三月才又赴成都。辗转梓州、阆州期间，杜甫有不少思忆浣花草堂之作，对宝应年间的“断手”颇感痛心，对自己栽植的植物是否凋零芜秽颇觉担忧。诗人最牵挂的当属亲手移植的四株小松，“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同上），蔓草纠缠、生长停滞甚至枯死的想象中，饱含着未尽呵护之责的愧疚怜惜与难返草堂的深切无奈。《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作于返回成都的途中，诗人仍不时预想园林荒芜的各种情景，是相对欢畅的笔调中的一抹忧色。而久不归园的失控，由植物最易见出：“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其一），“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其三），“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其四）。松竹荒芜、药栏损毁，盼望生长的小松或已枯死而不能长成，野竹却往往“生长漫婆娑”，园内植物的情况总是不如人意，主客观之间、物我之际，永远充斥着矛盾与张力。

二 夔州之园

永泰元年（765）杜甫离开成都后，大历元年（766）至夔州，秋日移居西阁。大历二年（767）又从西阁移居赤甲，三月又迁至瀼西，附宅有果园四十亩。江北东屯又有稻田。二年秋又暂住东屯，有东屯草堂，且有一定的营建工作（《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三》：“吾亦沼清泉”）。无论西阁、瀼西还是东屯的居所，都不是什么像样的园林，所谓“乾坤一草亭”（《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三》），杜甫往往在无限的天地江山中定位自己的居所和踪迹，凸显人的渺小无依与脆弱。这实际上是将峡江之险怪收束于小园之中，以园居者之眼看整个江天异俗异景，是园林诗中极少见的情境。半山野半人居的自然环境，风俗粗丑、人情浇薄的社会环境，使杜甫的这些园居诗与一般的园林诗风格迥异，旨趣也相去甚远。在这种三峡临江草阁的半开放环境中，园中园外的植物，都构成了园居所见植物的整体形象。以一身一园的渺小，面对整个江山的高大险怪，包括林木花果在内的各种景象似乎都蕴藏着怪异和不安定的因素。“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不离西阁二首·其一》），本来温柔娇艳的花柳在这里却只有异常和冷峻。“流离木杪猿”（《西阁曝日》），树梢之上也悬挂和迁移着猿这样的异物。“繁花能几时”（《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一》），江边的花永远难以称人之意，总是暂开即落。“畏人江北草”（《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二》），江边的草也随诗人一道，沾染上了“畏人”的情绪。植物中种种凄异、不协调的因素，都被诗人敏感地捕捉到诗中。

杜甫在夔州的几处居所，其性质差不多是田园、果圃、菜畦、宅园的综合体。诗人在瀼西拥有四十亩的以柑橘为主的果园，绕宅也有菜畦，东屯又租得一些公田，因而果蔬粳稻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大量见诸诗中。有“秋庭风落果”（《小园》），“朱果烂枝繁”（《园》）的园果烂熟之景，有“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餐”（同上）的自给自足之趣。“烟霜凄野日，粳稻熟天风”（《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一》），“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其二），所耕种的东屯稻田，更是成为诗人一家男女主仆生计之所系。这些园内田中栽种的植物与人的生活、生计的关联异常紧密，诗人也多在实际的园圃耕种活动中写其状态，在与人的互动中见其意义。如写监督耕种的活动：

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飞来两白鹤，暮啄泥中芹。……（《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耕牛犁菜、白鹤啄芹，园中场景寓目辄书。蔓菁之于充饥果腹的重要意义、园蔬种类繁多的状况、当地采撷的风俗，都在耕作活动中一一呈现。

又如对果园中树木的视察活动：

柴门杂树向千株，丹橘黄甘北地无。江上今朝寒雨歇，篱中秀色画屏纡。桃蹊李径年虽故，栀子红椒艳复殊。锁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见来枯。林香出实垂将尽，叶蒂辞枝不重苏。爱日恩光蒙借贷，清霜杀气得忧虞。……（《寒雨朝行视园树》）

诗中有特别突出的主观视角，果园中林林总总的植物随诗人巡检的眼光一一出现。“恩光”“杀气”“忧虞”等语饱含诗人或喜或忧的主观情绪，“虽”“复”“元自”“见来”“垂将”“不重”等种种虚词，也是以人的标准和尺度衡量植物此刻的状态，赋予园中的植物以特别的秩序性。

尽管不是出于诗人主观的分类和选择，客观上看，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是这一阶段杜甫园林植物表现的主要对象。果蔬粳稻等实用性植物，天然与劳作、躬耕有着直接关联，其间蕴含的不安逸因子、朴厚的泥土气息，与松、竹、花、柳等偏重观赏性的常规园林植物大为异趣。纯粹的审美观赏是直觉作用于形象的观照，物我、主客趋向同一；而躬耕劳作则最能见出人与自然的张力、物我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峙。

三 植物与寄兴

如果说松竹一类幽姿逸态的植物，能引人作自然山林的联想，将园林与隐居连接起来；那么，实用性的果蔬粳稻，除了使园林带有乐于耕锄的田园农家色彩，其关系民生温饱的性质，也能将园林与社会连接起来，从而将植物的意义由园中引申至天下邦国。这样看来，具有实用价值的园林植物，同样具备松竹那样典型园林植物“小中见大”的意义，只不过所见之“大”一为山林、一为朝市，方向相反而已。由一己的园中之物，念及国计民生，正是杜甫夔州诗中园林植物书写的另一特色。

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诸侯旧上计，厥贡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暂封植，日夜偶瑶琴。……（《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甘林》）

以上两首与柑林相关的诗，由“三寸如黄金”的园柑，“秋花霭菲菲”的豆田，想到诸侯之贡、豪吏之侵、赋敛之迫、王畿之货、军旅之用，正是卢元昌所谓“题是《甘林》，诗不复叙甘林者……以迫于赋敛为辞，夔土民不聊生矣”[16]。园中之柑只是引发诗人家国之忧的触媒，表现的重点是其上的寄兴和国情民生的联想而非植物本身。虽然没有暗喻和象征，这种寄托大义于微物的手法已颇接近于比兴艺术了。

下笔多有寄兴，正是杜甫植物书写的一个特点。不独在夔州时期如此，更早的《枯棕》《枯楠》《病柏》《病橘》一类诗也有着极为典型的表现。移之于各处园林，则园林植物自然也颇多寓意和寄托，如《严郑公阶下新松》之“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严郑公宅同咏竹》之“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云云，其比兴都在有无之间。寄兴与园林植物结合，即使表现混乱和芜秽的景象也蕴藏一股劲健之气，前文所举《除草》《恶树》一类诗就与晚唐诗人笔下颓败的园景大有区别。如皮日休“水痕侵病竹，蛛网上衰花”（《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其六》），“书阁鼠穿厨簏破”（《秋晚访李处士所居》）[17]等语，写园林衰败之景而至于颓丧纤弱，与杜甫的气象判然有别。寄兴不仅使园林植物承载着人的精神意志而同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周旋，有时更成为杜甫自身的外向投射，成为诗人的一个“分身”。浣花草堂手栽的四株小松，在动乱中凋伤黄落的种种不如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诗人自己漂泊西南、贫病无依的写照。《四松》诗云：

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幽色幸秀发，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篱，本亦有堤防。终然枨拨损，得吝千叶黄。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盖张。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

虽云“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恰是正言若反，实际上正是将自己与四松相配。杜甫与四松的关合，不是前文论及的王维那样消解自己、融于情境的“无我”式的植物观照，而是将植物与自然间的张力，同自己个人与身世时局间的张力互相映照、互为诠释。在这样的书写和观照之下，诗人与自己的移植之物合而为一，共同彰显着物我对峙中强烈的主体意识。

从成都草堂，到夔州的几处居所，杜甫大量书写自己围绕园林植物从事的栽植、修剪及耕种活动，这在园林诗中无疑是一种创举，也是杜甫所居园林的复杂性、非典型性而与田园和园圃界限不甚分明的体现。在杜甫这些较为特别的园林诗中，园林植物呈现出充分“人化”的特点：人栽种植物、芟荑植物、利用植物，植物承载着人的情感与善恶的区分，也与家庭的生计、邦国的政事息息相关。在诗人寄兴式的言说中，植物也常常具备人的精神意志。而这处处可见的“人化”，正是诗人强烈的自我意志的表征。无论园艺还是耕作，本质上是“我”对自然的改造。松竹桃柳是“我”所栽，代表“我”对居住空间的布置和设计；果蔬粳稻为“我”所经营，最后为“我”所食用和处理。“我”欲驯化环境，但力有逮与不逮，与环境的矛盾或调和、或失控。植物意象的寄兴，更是以“我”的精神统摄植物——处处都是“有我之境”。总的来看，杜甫所建所居的园林，固然有“风前径竹斜”（《草堂即事》），“香传小树花”（《遣意二首·其二》），“叶润林塘密”（《水槛遣兴二首·其二》）那样静好、惬意的一面，居夔州时也有“林木心所欣”（《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的表述，但总体上并不是静观自然、享受生活的所在，而是一个经常露出不和谐因素、充满了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间紧张对立的场所，与园林诗的主流情趣大不相类。这种特质，经由诗人对园中植物的观照，以及各种园艺、耕种活动，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人通过一角园林，一片花木，映射了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诗人自身至死也不曾消解的执念。

结合园林史来看，杜甫园林植物书写中人与自然、“我”的意志与环境实际之间的矛盾及其调解，与文人构园的日渐兴盛，人工因素的比重在园林中日益增强相关。而较杜甫在成都、夔州等地的园居诗稍早的王维辋川别业诗，其植物书写特色则反映了面积较大的郊野园林中人与自然相对宽舒谐和的情形，植物意象背后的人工因素尚处于藏而未露的阶段。园林性质相近，观物方式和书写特色却又截然不同，王维的辋川诗正为杜甫的园林植物书写提供了一例颇有意味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