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赣鄱大地的文学追求

第一节 乡土文学的诗意执著

作为革命老区和农业大省的江西，乡土创作是江西文学的重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江西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星火》的复刊和《百花洲》的创刊，江西的小说创作也在改革新风中率先崛起。宏观上，江西乡土小说创作与全国范围内的乡土小说创作步调一致。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市场经济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江西当代乡土小说都有反映和折射。陈世旭的“小镇系列”小说，宋海青的《馕神小传》及傅太平等人的作品写出了新时期初乡村世界的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迁。熊正良、丁伯刚等以先锋的艺术精神走入江西文坛。进入21世纪以后，陈然、樊建军、吴仕民等，开始从生态与发展、传统生活方式与市场经济、底层命运与城乡发展等维度，聚焦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和人的观念变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李伯勇、刘华等的一些作品立足江西乡土，在历史的链条上追索人性与乡土文化的复杂。江西当代乡土创作进入了多元共生的状态。微观上，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四十年，面对经济机制、政治语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江西乡土小说紧跟时代变革，立足地域文化，讲述江西本土的经验和故事。因此，回顾四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基本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同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奏出了自我的旋律，与全国各省市的文学共同组合成当代文学的交响曲。历史时段的分期，体现了江西文学创作思潮的一定节点，也呈现了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状貌。实际上，不同作家的创作，并不按照时间的节点来区分，而是在不同时期互相渗透，从而形成自身的创作个性。因此本书努力将江西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乡土创作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中不同的叙事维度及其创作伦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作家和创作思潮的关系，并呈现江西乡土创作的成绩与不足。

一 乡土变革的现实揭示

对于江西这样的传统农业大省，其身上的文化重负决定了每一次变革的沉重。每一次现代改革的推进，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创作总能感觉到历史巨轮松动的啮合声。陈世旭等作家立足乡土社会变革的巨大转型，感受乡土社会的生活变化，揭示了人们在生活和心理层面变与不变的冲突矛盾。其中有农业体制的变化而带来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自然和人际关系的恶化与危机，有城乡关系松动后农民入城寻找生活出路的精神状态，还有乡村世界留守儿童等问题的现实关照。作家往往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贴近乡土世界的真实，书写红土地上的生存与发展。

对于陈世旭而言，经营多年的“小镇”，既有江西小镇典型的传统农业文化特征，毫无疑问会承袭传统乡村质朴、保守、愚昧的文化基因，又有在改革的工业化进程中感染现代欲望带来的躁动与不安。这个独特的人文地理意象使之成为江西生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缩影和象征。小说既有乡村世界的封闭性又有时代变革带来的生动性。

《小镇上的将军》抓住将军在小镇上的三个细节，注重把握历史变化带来的伤痕与反思。在小说中，将军喝令一个炊事小兵按口令跑，在医院中几乎棍打耍无赖的镇长夫人，不顾禁令，支持和组织全镇人民开展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这三个细节既体现了将军身上的正气凛然和人道主义精神，又折射了乡村世界生活的闭塞和宁静。小说《惊涛》，以春甫、秋霞、胡月生、鄢凤求四个青年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世界的变化，呈现了农村世界的改革生活变迁。这些着力刻画的人物既有灵魂的冲突，又有生活的直接感受，折射了一代农民和乡村世界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世界。此时的创作在时代伤痕表现中透出强烈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

《将军镇》以小镇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生活为背景，在勾勒小镇人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们在历史嬗变中观念、心态的发展与变化。陈世旭在谈到《将军镇》的创作时说：“需要说明的是，使我有勇气将书写出的最大原因，是为小镇和小镇人的命运或歌或哭、或喜或忧的固执的冲动。”[1]他以人物志的方式，采用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构思，以一系列人物来结构全篇，从插队知青、下放干部、发配将军，到工作组长、大队书记、小镇镇长；从宣传队长、民间艺人、酒店老板，到地区专员、政协委员、县委书记，虽然各色人等的身份不一、性格不同、生活各异，但是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中，历史都留下了痕迹。全书没有中心人物，没有主要情节，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构成了小镇历史的一点、一片，从而连缀成小镇社会变革的现实图景。

鄱阳湖是陈世旭文学想象的精神原乡。《鄱湖谣》以“夏夜”“秋风”“冬歌”“春讯”四个部分组合而成，融入一段段的民谣、故事，与故事中的人物遭际扭结在一起，敞现出乡间大地的诗意与感动。《立冬·立春》前半部讲述的是退休教师何教授带领何谷村人从广播宣传，到选民投票，再到统计选票，进行村委会选举的故事；后半部“立春”描写的是留守乡土的何来庆在村小教书的情景，困窘的教学条件、顽皮的乡村学生、枯燥的日常教学一一呈现。作家在城乡二元视野下，书写了现代城市对传统乡村的诱惑，“何谷村已不是先前的何谷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剩下老小”，城乡物质生活方面日益增大的差异加速了人们对乡土的逃离。同时，随着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作家捕捉到乡村世界新的变化。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生态养殖等项目在乡村世界一一变为现实。何教授带来的新变和何老师坚守乡村小学，体现了作家在持守一份文学的沉重与温暖中，敏锐地感知红土地上的变革。

陈然的小说更关注个体农民进城后的精神状态与心理世界。小说集《幸福的轮子》中，主人公大都是勤劳、忠厚、本分的农民，时代的变革、生存的焦虑驱使他们到城里寻找生活的出路。他们虽有命运的哀叹，却不怨天尤人，善于从艰难中寻找生活的出路，从卑微的境遇中发出欢乐的笑声。《幸福的轮子》是一对农民夫妇进城打工，拉板车。《亲人在半空飘荡》写的是最艰辛的轿夫生活，但作家没有铺陈他们生活的愁云惨雾，而是表现他们在艰辛中有自己的乐趣，在屈辱中坚守着自己的尊严。长得妩媚的妻子为丈夫健全的体魄而自豪，苦重的生活并不能阻碍夫妻之间简单朴素的恩爱。《我们村里的小贵》写的是一个农村的手艺高超的砖匠，他的手艺活干得特别出色，但弱点是特别好“色”，从而上演了一出情感悲剧。小贵因工伤被截去一条腿后，通过学会编织毛衣，很快又赢得了城里女人的欢心。透过这些来自乡村的生命个体，我们可以感受到城乡关系松动后农民进城的心态与生动的社会世相。

农民进城后留守儿童的问题，是温燕霞的小说《半天云》关注的重点。小说全方位地描写了乡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农村留守儿童形象。父母外出打工后，虎军、梦圆、梦美、小满、南瓜、多多等留守儿童，无一例外面临着种种关于生活、成长方面的困惑和难题。《半天云》以犀利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到乡村情感链不断淡化甚至流失的情况，深刻揭示了一系列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生存教育问题。

市场经济带给乡村世界发展的活力，也带来了人的异化。樊建军的长篇小说《诛金记》通过设置一个似乎长不大也不愿长大的叙事者，打破一般的世俗认知逻辑，讲述了关于黄金神话的寓言，描绘了被财富完全异化了的当代人的可怕命运前景。一个乡村的哑巴，无意中在深山里发现了金矿，自此，整个水门村的人都疯狂地陷入了淘金、争夺财富的行动之中。政府开始控制和管理金矿后，人们无孔不入的黄金走私使政府控制力完全失效。整座山很快被挖空，那些发了疯的贪婪追逐黄金的村民们却开始一个个死于非命。水门村不但没有发达，反而破败了。小说在一个变形的荒诞世界中呈现了人们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异化，揭示了乡土世界在财富大潮下的悲剧命运。

这些乡土书写真实地呈现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来乡村世界的变化。无论是早年的政治情怀，还是当下的问题揭示和人文沉思，都体现了文学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关注和参与现实的真诚。

二 乡土江西的诗意呈现与守望

江西独特的地形地貌，有名山、大湖、长江，使其得天独厚地拥有现代人赖以栖居的诗意空间。在这片诗意大地上，有厚重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天然生成江西文学独特的想象世界，也为当下社会提供了守望乡愁的诗意寄托。地域文化的诗意书写，需要作家对厚重文化的驾驭，更重要的是作家对家园的诗意体味和守望。熊正良等作家越过现实生存的临界点，走进红土地的文化空间，书写乡土江西的神韵。

熊正良的“红色系列”包括中篇《无边红地》《红河》《乐声》《红薯地》《飘香松林》《红蜘蛛》及长篇《闰年》等。他侧重的不是地方风情与民俗的炫耀，而是通过逼真的写意与梦幻的灵动，构建了一个浑厚的带有红色野性的生存之梦。这些小说在自然与人性、男人与女人、暴力与爱情之间徘徊驻足，几者相互交融，呈现的是似梦非梦的混沌状态。他无意传达一种或诸种理念，也无意驻足现实的残酷，却在浓浓的神秘之色中寻找红土地的精髓。红狸子“碰见我们都用玉红色的眼睛朝我们笑”,“狗们非常神气地坐在他身边”（《红河》）,“狗们并不惊慌，人们到了跟前还没乱阵脚”（《乐声》），花爪“左眼里神采飞扬却又不东张西望，用力但是茫然地盯着前方”，而乌鸦则“从容不迫地在酽红的地里踱步”（《红薯地》），还有跃动于“无边红地”的黄鼠狼、栖身于“红河”畔的红狸子、往来于林间和村舍的“乐声”不绝的八哥，还可看到共同躬耕又互相斗殴于“无边红地”的黄牯和黑牯，进出“红薯地”的花狗及“闰年”里幽灵般游荡的棕黑色大狗，等等。这种人格化的描写手法，透显出作家对自然的尊重。作家将自然人格化，人性自然化，自然与人性融合成一个混沌的神秘世界。

自然界的生生死死在熊正良的笔下似乎显得残酷、神秘而富有诗意。在这红色如血的土地上，卑微的存在与生命的偏执并立，原始的欲望与神秘的意念共生，精神的麻木与生命本能的冲突同存，生命力的宣泄与生命本身的卑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透过这些宿命之梦，你能了解他们的生存与时间、死亡与命运的关系。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对几千年来在红土地上生存的农民们的普遍生存状态进行写意式的表现，将属于生命的整体性、丰富复杂性和神秘混沌性，融入不断轮回重复着的红土地上的生活，力图书写出这片红土地的精髓与神韵。

傅太平的《小村》等系列小说以平和冲淡的笔调叙写着小村发生的故事。他笔下的赣西大地显得甜美、温馨、和谐，连同乡土风俗、民事物象都染上层层暖色的诗意，但透过一幅幅乡村风俗画和风情图，感受到的是阵阵灰色的悲凉和苦涩。一个外地的疯子来到小村，村里东家送饭、西邻拿菜，宁肯自己吞咽涎水也要让疯子吃上糖水鸡蛋。然而这种甜美封闭的乡村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并不可能持续。寡妇玉莲为了再次成亲，必须离开儿子回娘家，熬上两年以示清白；一个人忙碌着灭鼠的有华，只能沿着村里唯一通向外面世界的土路离去；承受了小村人们诸多恩惠的疯子，最后也不得不从这里出走。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村生活、农民命运的独特感受和艺术匠心。

李志川的小说大都以一种风俗志的记叙方式，描绘了一幅幅鄱阳湖地域风情图景。民风淳朴的牯牛镇、帆影点点的都湖风光、水上人家的无常人生，全在李志川的笔端汇集。作家通过一些极其平常的细节和乡里民俗，以清丽淳朴而又充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笔触，书写了唱戏的、做豆腐的、接生的、讨饭的、殓尸的等的生活，体味他们可贵的人间真情，古朴的人生世态。

樊健军朴素而真诚的笔下，是一系列浸透着乡土记忆的乡村生活图景和人物。他的短篇小说集《水门世相》散发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在水门这个独特的生活空间里，有身高不过三尺的侏儒，石女罗锅，眼瞎的、腿瘸的、耳背的人，长着两颗脑袋的女人；有下三烂的赌徒酒鬼、骗子无赖，像种猪一样活着的英俊男人，成天追逐男人的花痴；有装神弄鬼的神汉巫婆，也有性格怪异的穴居者；有有洁癖的盗贼，也有靠纸扎活着的手艺人……他们既有谋求生活的小智慧，也有男欢女爱的纯朴愿望，既有简简单单的人间温暖，也有复杂各异的辛酸孤独。作家透过这些乡村生活世相和生存智慧，骨子里却是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土壤中表现乡土社会的伦理文化。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吴仕民的《旧林故渊》将浓郁的鄱阳湖风情与曲折的湖村人寻求发展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展现了一个渔村在改革开放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到回归生态文明的历程，在乡土江西的诗意呈现中完成了文化乡愁的守望。

作品以陶渊明诗歌中的鱼和鸟为意象，用首、颈、肩、胸、腹、腿、足这些人体部位为篇名，以破解“五宝歌”的秘密为线索，贯穿了天姑湖围湖造田以来的20多年历史，再现了鄱阳湖人民走过的悲壮艰难的岁月，展示了水乡发生的沧桑巨变。小说描写了一个美得让人心醉，名叫锦鲤的千年传统村落。村子坐落在一个大湖的半岛之上，三面环水，村后有不高的鱼尾山，还有绿色的樟树林。村子里的人聚族而居，靠湖吃湖，世代以打鱼为生，过着类似桃花源的生活。但在“大跃进”期间，为打粮果腹，要围湖造田。围堤从村子穿行，使村子像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鱼。围起的土地上，矗立起许多工厂，废气冲天，污水入湖，不仅使湖中的鱼虾变少甚至难以食用，而且连人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小说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将现代意识融入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之中。当人们一味追求发展，而不顾自然规律的约束时，作家集中书写人们心理层面的冲突与困惑。为了围堤要拆迁祠堂时，无一人愿意上去揭瓦。“每揭下一片瓦，就像将鱼揭下一片鳞；每取下一根檩条，就像把鱼卸去一根骨，许多人便觉得自己身上被剐下一块块皮肉，被抽去了一条条筋骨。”作者将人们的内心痛苦与自然的世界相互融合，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又有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一定的自然伦理与人文情怀。

作者将建设新时代乡村、人类生存发展等当代命题与新文学写作的有机融合，铺开了一个渔村自“大跃进”以来，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到注重生态保护的历史画卷，追问灵魂安放和乡愁守望的永恒命题。作者将书中的鲜活人物、曲折故事、诗意表达融为一体，着力描摹人类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时的心灵挣扎和自我救赎，深入思考人类在处理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关系时的矛盾冲突和理性抉择，体现了保护传统村落、推进乡村振兴的理念。

三 乡土情感的疼痛与焦虑

世俗的世界有世俗的活法。乡土世界卑微的人物、卑微的灵魂、卑琐的境地，没有乡土原始野性的勃发，而是踏踏实实行走在坚硬的红土地上，不无偏执地信守他们乡土的生存理念，感受情感的疼痛与焦虑。

刘伟林的小说《桃红李白》没有惊人的情节，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婚姻爱情故事演绎。一男二女的爱情叙述，关注的只是乡村世界中组构家庭的努力和所遭遇的一系列无法撇去的命运纠葛，爱情在神圣的乡村世界显得过于奢侈。艾胜男因为不愿按照父亲的意志与儿时定亲的魏招弟成婚，在高中毕业之后与自己的同学芸香结合。然而，魏招弟始终生活在欲嫁给艾胜男的执念之中。为了能够天天看到艾胜男，也为了内心的报复，她嫁给了同村的艾姓青年，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的幸福；为了阻挡胜男实现当民办教师的愿望，招弟写匿名信加以阻挠；为了和胜男一比高低，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像胜男一样盖房子。但是胜男在家里的房子盖到一半时，因为想着如何应对招弟，出了意外车祸失去了一条腿。事情发生后，招弟停止盖房，与自己的爱人离婚，决心要到胜男家照顾其生活。离婚之后的招弟，回到自己的娘家，最后竟割脉而亡。而胜男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两个女人之间，他无所适从，更无从选择。这种处境的尴尬，足以让他一生都无法脱离婚姻爱情的巨大阴影。整部小说没有狰狞的欲望冲突，没有赤裸的性欲呈示，而是书写乡村世界梦里梦外的艰难选择与执著追求。作家只是在安分守己地守望乡土的文化体验，真切地体悟着乡土世界的情感纠葛。小说意在表明，对于乡土世界而言，爱的浪漫与圣洁，往往只是一种想象的奢侈，更多的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维系。作品只是按照乡土世界的伦理关系，朴朴实实地书写婚姻、情感的冲突与执著。

小说的人物，一切都是按照乡土的伦理理念来实现自身的寻梦殉梦。招弟只身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任劳任怨借钱建房，心里想着青梅竹马的胜男却没有破坏他的家庭，这一切体现的是乡村世界的孝义人伦以及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胜男，无法抛弃和芸香的相互厮守，也无法从内心真正舍弃招弟的苦苦相随。他无法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更多是乡土伦理的约束或者是自觉归依。他选择芸香合情合理，在招弟的穷追猛跟下又默默地产生下辈子要娶招弟的念头。面对招弟的苦心追随，他心生恐惧与忧虑，又对招弟离婚之后的割脉自杀不无忏悔与同情，这些都是乡村世界千年延续的民间伦理所致。乡村世界正是依靠这种伦理思维的宽容与狭隘、怜悯与仇恨产生了丰富而实在的生存图景。

在丁伯刚的笔下，乡土世界的焦虑，尤其是异乡人的感觉，却是以一种心理思辨的方式呈现出来。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在《天问》《天杀》中，以率真而又激烈的方式，观照人性与亲情在道德和心理层面的表现，文本透出来的不仅仅是人性的挣扎和道德的谴责，而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情感焦虑。当读大学的马元舒在学校里见到手里提着一捆散发着刺鼻臭味的网猪绳索的父亲时，他“捏了一手的汗湿，浑身发抖，舌头僵直，说不成话”。他害怕同学们的嘲笑，因此面对自己的父亲亲热地叫了一声“伯伯”。父子之间的亲情，与马元舒身上的世俗情感，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他恐惧同学的突然出现，恐惧父亲手中的网猪绳招来同学们的围看与议论，却又怕父亲看出他的嫌弃。因此，当父亲提出要去女生寝室看望同乡的王红柳时，他千方百计地搪塞，不给父亲带路。父亲因为儿子的表现，伤心得晕死过去。儿子在众人的注视下，背着父亲去医院，完成了一幅“温情脉脉的人间天伦图”。在整个小说的叙述中，马元舒始终生活在害怕来自乡土的父亲给自己丢脸的恐惧中。而这种恐惧，在本质上源于乡土世界的情感伦理与城市空间的世俗成见之间的焦虑。作家以“天问”的形式，质问的不仅仅是马元舒身上父子亲情的缺席，更重要的是这种缺席产生背后的中国式焦虑。

在《宝莲这盏灯》中，光明与陈宝莲之间的夫妻情感，却在异乡人的生存状态中化为心理的恐惧。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对方的恐惧之中；一方面却又处于一个宏大的世俗眼光的逼视之下。一次次的高考失败，让光明深陷内心的恐惧之中，同时，外人鄙夷的目光让他愈加恐惧。为了逃离和化解内心的恐惧，光明入赘陈宝莲家，不想堕入一个更大的生存恐惧之中。陈宝莲一次次的逼压，让身为男子汉的光明无法逃离，他不敢得罪陈宝莲，甚至完全听从于她。当陈宝莲死去之时，他却深陷一个新的更大的恐惧——失去对手的恐惧之中。陈宝莲同样如此，她一次次撒泼，几近丧失人性地将光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正是她作为来自异乡的弱者，源于大扁屋村民欺压下的恐惧的驱使。二人之间的夫妻情感唯有像刺猬一样，互相制造恐惧，才能获取生存的能量。丁伯刚关注的是乡村世界普通个体的生存境遇与情感状态，富有思辨性地揭示了乡村社会深层的情感脉动和心理状态。他的异乡人情结始终萦绕在文本当中，压抑的焦虑和生存的恐惧构成了独特的诗学体验。

四 乡村历史的缱绻与沉思

厚重的传统农业文化历史和丰富的现代革命历史，直接促成了江西文学创作对历史书写的青睐。自新时期以来，刘华、李伯勇等作家一直坚持立足乡土，将乡村历史的书写与赣鄱大地上绵延千年的民族文化基因和地域文化风格自然相融，体现了作家们在书写中对乡村历史的缱绻与沉思。

刘华的《红罪》中以钟长水为代表的诸多人物，包括赖全福、钟龙兴、钟长贵、钟长根、钟长发等身上均保留着民间的底色，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伦理、认知逻辑。他们的思想行为展示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传统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呈现了历史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钟长水参加红军是受到他深爱着的九皇女的鼓励及许诺：谁当红军打战勇敢，就嫁给他。他为了送一个银颈箍给九皇女，在一次下山为红军买肉时，私自动用了三个银圆买了银颈箍，托人带给九皇女，以致很多战士在牺牲前连一块像样的肉都没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自愿当一名护林员，用二十年的光阴为死去的亲人、战友“拣金”，当政府为当年的红军失散人员落实政策时，他坚决不领高额的补贴，不当红军失散人员，而选择当九皇女的“烈士夫”。作家无意把钟长水塑造成一个成熟坚定的革命者，而是遵循民间生活准则，重在表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淳朴、敦厚、实诚等做人准则和道德追求。可见《红罪》将历史的叙述建立在原生民间形态的基础上，回望历史的悠长岁月。它所建构的不是巨大的历史框架，而是丰满的生活血肉，温润的乡村气息。这一切都建立在作者对赣南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的基础上，其中有关于客家生活习俗的描写，比如“拣金”、九月十三日的“游神”、祠堂祭祖、祭野鬼、治疗小孩夜哭的风俗等，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作家从客家人的民俗文化入手，在把握客家人性格基因的基础上，追寻革命历史成功的原因，为小说增添了深邃的历史感和文化的厚重感。

乡村历史的沉浮一直是李伯勇创作的重头戏。《轮回》《旷野黄花》《寂寞欢爱》等长篇小说主要将现代中国的进程以缩微的形式集中于赣南地区几十年的历史风云之中，表现乡村社会结构中复杂的权力与人性。《轮回》从家庭文化的角度，书写了周、张、马、刘四个家族及其后代在一个叫冷水坑的赣南乡村发生的恩恩怨怨，展现了近几十年中国赣南农村的政治风云和农村生活的浮沉史。在这里，作家以深沉的思考和激越的情感关注着乡土的历史和家族的轮回。其中有家族与政治、乡村权力与农民性、性爱与利益之间的纠结，揭示了赣南家族文化由衰而复生的悲壮历程，发掘了乡村社会所持守的文化精神。

《旷野黄花》小说主要以老中医黄盛萱一家三代人的命运遭际和家族兴衰为主线，以20世纪上半叶赣南客家集镇信泉为中心，描写了黄盛萱、黄朝勋、陈学余、黄腾等不同类型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演绎了赣南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抒发了对民间大地命运浮沉的叹惋之情。小说没有执意在历史理性中诠释国共双方的力量消长、民心向背和政绩得失，而是通过对信泉黄、陈等家族旧史的梳理，有意识地把民间生活世界和赣南革命历史纳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中加以考察，探寻赣南客家文化的内在基因，从而揭示隐没在民间生活空间里的历史本相和生存本相。

李伯勇笔下的乡土世界深植于故乡赣南边地客家文化和历史的深处，成为当下社会的巨大参照和精神依托。“乡土永远是人类心灵的最佳栖息地”,“乡土蕴藏着一簇簇精神的圣火”。[2]《恍惚远行》中的刘天树，豪爽仗义、处世有理有节，不落井下石，也不趋炎附势，其身上的民间侠义精神，体现了作家对乡土文化的回望。凌维森对牛群的关爱，对草岭的迷醉，也是作家对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感悟。“草岭”既展现出现代乡土的美丽，也蕴含着生命力的张扬。在《寂寞欢爱》中，许家七代住在大山之中，1950年初由山上搬到山下，因大饥荒和家道屡屡不顺，1960年初许瑞平老人决定搬回大林莽。作家试图在乡土历史的追寻与返归中，挖掘出积极的传统文化精神，重建乡土世界的精神价值。

《抵达昨日之河》写的是知青刘彤的插队史，李伯勇没有惯性地去写知青在乡村世界追寻“青春无悔”的悲壮，而是通过一段历史，书写了一个城市知青融入乡村的失败故事。知青刘彤抱着在农村扎根的信念，一点一滴地向农民学习。他被农民推选为生产队的干部，积极为农民代言，甚至准备在农村结婚成家。然而，当大队书记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时，竟然没有一个窑岭人出手帮他，刘彤最终无法“融入”政治运动和宗法伦理交织变奏的乡村社会。《抵达昨日之河》写得最为成功的也许不是知青刘彤的独特遭遇，而是对“村庄意识”的动态揭示，在深广的历史文化层面揭示了乡村晦暗难辨的权力生态和世俗生活经验。

因此，江西乡土文学创作的四十年，在厚重的历史文化追寻中，描绘了一幅幅真切生动的生存图景，触摸到几十年来赣鄱大地上的情感脉动，并呈现了乡土大地的诗意与对自然生态的守望。这些努力在当代文坛标示出一个明显的江西文学图标，迈出了乡土江西向现代江西挺进的强劲步伐。同时也应该看到，乡土江西的山区文化特征，决定了江西乡土创作的视野不够开阔。局促环抱的山形地貌，形成了一定保守和中庸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作家很难带着“江西即中国”的自信与世界文坛进行对话。在表现形式上，乡土江西的创作大多追求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地域文化的书写上显得不够空灵，略失神韵。四十年乡土江西书写的心路历程，个体内心世界的复杂与立体化呈现不够，与厚重的江西传统文化未能充分地互渗融合。乡土创作既要立足乡土，又要超越乡土。江西乡土创作艺术的飞升，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时代与历史的关系，把握江西自古以来的厚重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沟沟褶褶，将乡土精神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在赣鄱大地上让个性之花自然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