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云溪镇浸在冷雨里，车间的玻璃窗结着层薄霜，染缸的蒸汽往上冒，遇冷便凝成水珠，顺着窗沿滴滴答答落进铁桶，像谁在偷偷掉眼泪。
林晚晴蹲在账房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三本账本——父亲的、陈总的、她自己新记的。钢笔尖戳在“原料成本”那一栏，墨迹晕开个深褐的圆，像块洗不掉的疤。
“晴姐，李叔说染缸温度上不去，得加煤。”小宋探进头来，工装外套的领口沾着雨丝，“锅炉房的煤只剩半车了，张婶让我问……”
“先记在本子上。”晚晴揉了揉发涨的太阳穴，把钢笔往桌上一扔，“等算完这单外贸账，我去跟煤厂谈赊欠。”
小宋欲言又止，最终抿了抿嘴退出去。门关上的瞬间，晚晴听见车间里传来细碎的议论：“林家丫头懂什么？上回算错了染布量，多织了两百米废布。”“可不是？陈总在时，哪会让原料商堵门？”
她攥紧父亲的工牌，铜质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这是她接任厂长的第 27天，每天从早忙到晚：凌晨五点去码头盯原料卸货，中午蹲在食堂和工人一起吃白菜豆腐，晚上在账房算到眼睛发花。可不管多努力，问题总像滚雪球——上周刚打发走要债的纸箱厂，今天煤厂和纱厂的人又堵在厂门口。
“晚晴，纱厂的周老板来了。”王伯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点无奈，“说不结现款，就断下批纱线。”
晚晴深吸一口气，扯了扯皱巴巴的蓝布围裙——这是她特意跟张婶学的，说“穿成工人模样，人家才肯掏心窝子”。她推开账房门，看见周老板站在车间中央，脚边放着个黑色公文包，正摸着新织的坯布冷笑：“林小姐，上回的 30万货款拖了两个月，今天要是不结……”
“周叔，”晚晴堆出笑，“锦云接了笔英国的婴儿棉订单，月底回款就能结。您再宽限半个月，我拿染缸做抵押……”
“抵押？”周老板拍了拍公文包，“上回陈总也这么说，结果呢？”他指了指墙上父亲的遗像，“老林在时，我赊账从没催过，可你是你，他是他。”
车间里的机器声突然停了。晚晴看见老工人们从织机后探出头，张婶的手还搭在梭子上，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耳光。
“周叔，”王伯走过来，工装裤的膝盖沾着机油，“我拿这把老骨头给晚晴作保，半个月，就半个月。”
周老板扫了眼王伯斑白的鬓角，叹了口气：“看在老林的份上，我再等十天。但下批纱线，必须现款现货。”
他转身往外走，雨靴踩在青石板上“吧嗒吧嗒”响。晚晴望着他的背影，喉咙像塞了团冰。她想起父亲生前常说：“周叔当年创业，是咱锦云给他垫的纱线钱。”可现在，当年的情分，抵不过 30万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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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账房的台灯晕着昏黄的光。晚晴对着计算器按了不知道多少遍，数字还是刺得她眼疼：英国订单的利润是 5%，但需要预付 30%的原料款；上批货的尾款要等客户验收后 45天到账；而煤厂和纸箱厂的欠款，已经拖了整整两个月。
“算错了。”她轻声说，声音在空荡的账房里回响。
她终于明白陈总临走前的冷笑——她照搬父亲“保工人、保信誉”的老办法，却算错了最基本的账期。父亲当年能压低成本，是因为和原料商有三十年的交情；能接低价单，是因为母亲偷偷用技术改良省了染料；可现在，交情被透支了，技术改良的笔记锁在母亲的旧木箱里，她连钥匙都找不到。
“咔嗒”一声，账房的门开了。王伯端着搪瓷缸进来，缸里飘着姜茶的香气：“还没吃晚饭？张婶熬了南瓜粥，给你留了碗。”
晚晴摇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那道豁口是父亲当年拍桌子骂工人偷懒时磕的。“王伯，”她轻声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王伯把姜茶推到她面前，自己拉了把木凳坐下：“当年厂长第一次管车间，才 23岁。”他摸出根烟，又想起晚晴不喜欢烟味，便在手里转着，“他非要学老染匠调紫棠色，结果把苏木和茜草的比例搞反了，染出一缸猪肝红的布。老染匠拍着桌子骂‘败家子’，他蹲在染缸边哭，哭完了又买酒请人家喝，说‘叔，您教我’。”
晚晴抬头，看见王伯眼里泛着光——那是想起旧时光的温柔。
“后来呢？”她问。
“后来？”王伯笑了，“后来那缸布被老厂长（你爷爷）低价卖给了戏班子，人家说‘这颜色唱包公正好’。再后来，你爸把紫棠色的配方记在本子上，说‘错误也是宝贝，得记牢’。”他指了指晚晴面前的账本，“你现在犯的错，和当年你爸犯的，一个味儿——都是想护着人，却没摸清路。”
晚晴的眼泪掉在账本上，晕开片模糊的蓝。她想起父亲遗像里的笑容，想起他临终前攥着她围裙带子的手，想起王伯说“锦云的命在人心”。原来最疼的不是被人骂“不懂”，是她想护着的人，正在因为她的“不懂”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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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第一场雪来得急。晚晴裹着父亲的蓝布衫站在车间门口，看工人们把最后一批“猪肝红”布搬上货车——那是她算错染量多织的，只能低价卖给制衣厂做里料。
“晴姐，”小宋搓着冻红的手跑过来，“李叔说锅炉房的煤只剩半车了，今晚上要是没煤……”
“我去煤厂。”晚晴把围巾往脖子上紧了紧，“你帮我盯着染缸，温度别低于 80度。”
煤厂的铁门挂着霜，晚晴敲了十下才有人来开。看门的老头缩在门房里，透过玻璃喊：“林小姐？周老板说了，没现款不卖煤！”
她望着门里堆成山的煤块，喉咙发紧。突然，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张婶的电话：“晚晴，染缸的温度计崩了！李叔手被烫了，现在车间全是蒸汽……”
晚晴的脑子“嗡”地炸开。她转身往回跑，雪地里跌了两跤，蓝布衫的下摆沾了泥，可她顾不上。等她冲进车间，只见白茫茫一片，染缸的蒸汽凝成雾，模糊了所有人的脸。
“李叔！”她喊，“人呢？”
“在这儿！”王伯的声音从雾里传来。他扶着李叔坐在长条凳上，老人的右手背红得发亮，正往上面敷湿毛巾。
“没事，”李叔咧嘴笑，“就烫了层皮。倒是染缸——温度太高，染料糊了，这缸布算废了。”
晚晴望着染缸里黑黢黢的布，眼泪混着蒸汽落进脖子里，凉得刺骨。张婶走过来，把她的手塞进自己围裙兜里：“阿晴丫头，咱不慌。当年你爸把染缸烧糊了三回，后来不也调出了月白纱？”
王伯蹲下来给李叔换毛巾，抬头时眼睛亮得像星子：“晚晴，你看——小宋去仓库翻出了旧温度计，张婶在调新染料，李叔虽然手疼，还在教小宋看压力表。咱们锦云的人，没那么容易垮。”
晚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小宋举着温度计往染缸里探，冻得耳朵通红；张婶蹲在染料桶前，用秤砣仔细量着苏木粉；李叔虽然手疼，却还在比划着跟小宋说“温度到 85度要喊我”。
她突然想起母亲笔记本里的话：“真正的厂子，不是机器和厂房，是这些愿意为它弯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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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晚晴坐在母亲的旧木箱前。这是她第一次打开它，里面整整齐齐放着母亲的工程师证书、获奖设计图，还有一本锁着的日记本。
她找出母亲的钥匙，翻开日记。1989年 3月 15日的那页，字迹还很青涩：“阿川今天又把染料配错了，染出一缸紫布。我骂他‘笨’，他却笑着说‘紫布好，紫气东来’。现在想想，或许笨点也挺好——至少他肯为了锦云，把自己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晚晴合上日记，摸出母亲的工艺手札。第一页是母亲的字迹：“染靛蓝要等下弦月，水的凉度刚好；染紫棠要加半块橘子皮，颜色才透。”后面跟着父亲的批注：“苏工的方法，锦云的宝。”
窗外的雪还在下，车间的灯却亮了整夜。晚晴把母亲的手札和父亲的账本摊在桌上，拿起钢笔在“原料账期”旁画了个醒目的红圈——这一次，她要把错记在本子上，更记在心里。
凌晨三点，王伯来送夜宵，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压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明天找周老板谈分期，用母亲的苏木染专利做抵押；联系县工艺协会，申请传统工艺保护补贴；跟小宋学用电脑做表格，别再算错数……”
他轻轻给她披上件旧棉袄，转身时听见她在梦里嘟囔：“爸，妈，我会把锦云的布，织得比你们的更结实。”
雪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这个冬天很冷，可锦云的车间里，有团火正悄悄烧起来——不是靠机器，不是靠钱，是靠一个姑娘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和一群老工人愿意陪她从头再来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