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道义现实主义：从思想到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谨慎地区分了国际领导和国内领导，将三个分析层次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新的解释机制，用来说明作为大国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如何在体系层面改变权力结构。要理解道义现实主义，需要先回顾一下它研究国际领导力的认识过程和采用的方法。道义现实主义是政治决定论理论，它假设政治领导是一种操作性变量，可以强化或弱化资源要素（即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因此，政治领导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或下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政治决定论源于对中国古代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思想。

先秦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中国历史时期。史学界通常将先秦历史的最后500多年分为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前221年），在此期间，各国努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并“寻求发展和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政治经验”[24]。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变化为学者们提供了审视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哲学的空间。通过研究先秦诸子的国际政治思想，我们发现中国先秦思想家将国际主导权的转移归因于君主国的统治者。孔子注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孟子关注的是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荀子关注统治者所采用的政治原则；墨子强调统治者应任人唯贤；管子关注的是统治者的战略的合理性；老子珍视统治者的道德积累，本质上主要是和平主义者；韩非子关注的是统治者是否依法治国。[25]尽管先秦思想家关注的政治要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政治决定论者，认为领导层直接影响国家政策，从而改变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

201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进一步阐述和讨论了这些先秦国际政治思想。[26]该书的研究催生了新的国际关系思想，书中的理论观点随后被国际关系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27]。该书受到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和政策分析人士的关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源自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现代的霍布斯、洛克、卢梭、韦伯、马克思等欧洲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与之不同，道义现实主义基于中国的古代政治思想，它丰富了当前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201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成都机场拿着这本书的照片，似乎证实了它对外国政治家的现实意义。

然而，有两种批评促使我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理论。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在国际关系中道义的工具性作用，因为一些批评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因在于道义现实主义卷入了道义的理论分析。[28]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是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起来的，与哲学上的“道德实在论”无关，虽然两者的英文均为moral realism。在哲学辩论中，道德实在论（或道德客观主义）是指一种元伦理观点，认为道德事实和道德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事实和价值观独立存在，与人类的感知、信仰、偏好或特征无关。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对应道德实在论中的道德）是受人类的感知、信仰、偏好和历史背景影响的。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从工具性角度定义道义，即大多数人接受的符合规范的行为被视为“道义的”。因此，什么是“道义的”在客观上并不是不变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国际规范由人们主观认定的，是由同一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从外部对一国行为进行判定的。

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的”领导，即遵循既定时期国际规范的领导，将变得强大和持久，而“不讲道义的”领导，即违背国际规范的领导，将走向衰落。这一思想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的事业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而非正义的事业则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变化归因于大国政治领导类型的变化。

其次，一些学者怀疑道义现实主义是专门为中国构建的理论，无法用于解释中国以外的案例。[29]这些批判激励我将现有的思想发展成一种严格的理论，使其普遍适用于那些希望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国际领导地位的国家。经过七年的工作，我写出了《大国领导力》一书，其英文版于2019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将自己的思想发展成了一种理论，即政治领导力理论，用以解释世界政治中大国的兴衰。在该书中，我致力于使用双变量方法来构建一个既能解释过去又能解释现在的严格的理论模型，旨在使其具有普世性。

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将大国的领导视为决定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从方法论上说，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视为自变量，其变量值是领导类型，领导类型是依据政府的道义特征划分的。当一个大国的领导类型发生变化时，该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际地位也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导致国际格局变化。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仅凭政治领导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的崛起会成功，而其他国家的崛起会失败”[30]。当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时，会出现新的国际领导。如果新的领导与原来的领导类型不同，它将用自己偏爱的规范塑造一个新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特征。

虽然用同一标准划分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的类型是最理想的，但由于国内与国际的社会体系性质不同，这难以实现。国家领导是建立在上下等级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而国际领导则建立于无政府体系之中，以强于他国的力量为基础。因此，我将国家领导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31]而将国际领导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32]

道义现实主义对领导的分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根据道义现实主义，进取型国家领导和王道型国际领导是最理想的领导类型，有可能带来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扩大国际支持的战略以实现崛起”[33]并“通过政治改革……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34]。如果崛起国的领导是进取型的，能够有效地利用其现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朝着正确的方向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那么该国就有可能缩小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如果崛起国能够以普遍接受的道义标准（重视战略信誉和国内外政策一致）建立起王道型国际领导，它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加之主导国提供的国际领导道义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国将能获得更高的国际威望，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最终超越主导国。然而，理想的领导类型并不一定毫无疑问地带来崛起国的成功，因为权力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取决于竞争双方的领导类型和战略决策。我还注意到，由于政权更迭或领导自我转型，领导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化。[35]

道义现实主义将中国的崛起归因于中国政府在1976年后的40年里比美国政府有更大的改革能力。道义现实主义视改革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政府道义。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持比美国政府更大力度的改革，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将继续缩小。目前的形势表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两者共同推动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中美竞争的两极世界转变。因此，两国政策制定者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管理他们对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两极格局意味着，无论是中国领导还是美国领导，都无法为世界提供主导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未来十年恢复其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较小，不同地区可能会有各自的主导价值观。[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