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防涉入盾牌

既然涉入并非一望而知，只能从约定俗成的信号去推演，那么，实际的涉入就可能意义不大。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有效”的涉入，即行为人和其他人感觉到的他维持的涉入，也就是他被感觉到的（或可能的）涉入。

对专注的要求是对专注者内在精神的要求。自然，专注者有时心猿意马，脱离了社会场合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解决办法是遮掩他不得体的涉入，假装那是得体的涉入。当然，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不满者预先意识到，他不能或不愿顺从涉入规则，从一开始就不进入情境。有时，同情者也同样表现出与情境的分离。因此，如果要向某人报告可能使其心碎的消息，最好是等到恰当的时机，等到他独处不必立即亮相时。^[5]彼时，听到消息的人方能在情感上做出回应，而不会在大范围的社会情境中受到损害，因为在大范围的社会情境里，旁人有可能理解他的困境，但并非所有在场者都能容许他做出回应。

涉入符号必须意义清楚、被人看到，别人方能推测他涉入分配的恰当性。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被用作防涉入盾牌（involvement shield）的感知障碍；在盾牌的保护下，个人能安全地做一般情况下要受到惩罚的事情。这是因为，若要感知个人的涉入，你必须要用他活动的整个语境为参考框架，所以当身体的涉入符号或涉入的物体被堵塞时，或两者都被堵塞，涉入就有了盾牌的保护。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卧室和卫生间大概是主要的屏障。^[6]卫生间的组织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许多家庭里，卫生间是个人唯一可以锁门独处的地方。也许，只有在这些独处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有些人才会觉得，他们可以安全地表现出情境性的不妥当涉入。^[7]

实际上，每一种社会机构里都有一些缝隙提供这样的屏障。比如，在中心医院里，护士在病房外的庭院里抽烟被认为是“不合职业操守的”，因为吸烟表现的自我形象似乎显示，她们对需要帮助的病人的奉献不足。在连接医院两部分的地下通道里，在不太被人注意的短暂一刻，见习护士往往放慢脚步，漫不经心地点上一支烟。如果她们此刻胡闹，那就是“有违角色”的进一步表现，就是休斯（G.Hughes）所谓的“角色解脱”。

有些涉入盾牌轻便有用。今天，欧洲妇女不再用扇子来掩盖羞红，更不会用面罩来掩盖羞红，也不会该羞红而不羞红^[8]，但她们仍然用手来遮盖不得不睁开的眼睛^[9]，或者用报纸来遮盖打呵欠时张开的嘴巴。与此相似，在压制性的机构比如监狱里，抽烟的人可用一只手来掩盖香烟。^[10]

关于涉入盾牌，有一个问题是人们是否觉得，启用涉入盾牌真的合理？极而言之，个人独处时，“退场不玩”是否能被允许？如此，个人完全放松时，若有不速之客闯进门来，那就会令主客双方感到尴尬。显然，主人并非完全有权不着衣服见客，客人并非完全有权使主人手忙脚乱礼仪失当。应该补充说，这一例外对我们的研究有意义：若主人地位高，闯入者可能是仆人、侍臣、儿童，他们没有社会权力引起纯情境标记的行为，不必进行情境性掩饰。与其无社会权力伴生的一个功能性现象是，这些“卑微的人”常有权不宣告就闯进房间，他们不必打电话预警，不必轻轻叩门等候允许；相反，有地位的人就不得不事前约定，提供预警。^[11]顺便指出，个人觉得自己有屏障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所遁形时，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他与聚会的关系。在这种发现的时刻，被窥见的人可能要匆匆整理衣衫，无意之中他显示：有人在场时，他把什么搁置一边，又把什么穿戴上了。为了防止这种尴尬，为了在自己内心想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即使独处时，个人也可能要维护他可示人的体面相——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实际的社会情境不存在，情境性行为也可能发生。

一般地说，我们认为涉入盾牌是一种手段，在没有履行情境性义务的情况下，个人借此维护他已经适当涉入的印象。有趣的是，精神病人有时会启用形式多样的情境性退出，这给他提供了急需自保、不顾过去和现在的办法，然而，长期维持退出的局面本身又可能成为强制性的要求和纪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病人用涉入盾牌的目的不是要掩盖情境定向短暂的缺乏，而是要掩盖情境定向已然发生的事实。电视屏幕、星期日连环画、新的来客似乎都提供了特别的诱惑，使精神病人兴趣盎然，并使其觉得，没有人在看他们。病历记录在案的涉入盾牌有以下行为方式：

病人无意间流露，她不涉入也能集中注意力看别人，并觉得没有人在观察她。但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时，她却发现别人在看她，于是，她很快把注意力转向自身。^[12]

然而，即使在更常见的情况下，用遮蔽手段来掩盖退场时，我们也不能误解使用这些手段的意义。遮蔽手段的使用透露情境性责任大量的信息，它同样显示，人们有寻求退场的倾向。只有在遮蔽手段被用作盾牌的行为显而易见时，或者在能用遮蔽手段而不用的行为昭然若揭时，情境性傲慢（situational insolence）才会发生。我在医院的考察笔记有这样一例：

病情逆转的女病房拥挤不堪。一个病人注意到，她的卫生巾歪了。她从长排椅上站起来整理，按部就班地去摸索，掀起裙子，沿着大腿摸，直至腿根。但即使弯下身子，她还是够不着卫生巾。于是她伸直腰杆，满不在乎地脱下肩头的上衣，让其落在地板上。然后，她平静地整理好卫生巾，把裙子往上拉。在整个过程中，她并没有显出未觉察别人的眼神；对遮掩花招的需求，她表现出全然不顾的豪放。对情境鄙夷不屑的，是她行为的仪态，而不是行为的目的。

之所以强调“涉入盾牌”的概念，那是因为它凸显了情境标记行为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因为情境性礼仪的领域完全由个人互动的经验构成，因为经验渠道可能被多种方式干扰，所以我们研究的与其说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规则网络，不如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规则，无论这考虑的规则是必须要遵守的，抑或是要小心绕开的。

[1] 身体动作是社会互动的基础，社会学文献在“非语言交流”这个课题下研究。G.W.Hewes系统地描绘了体态语言，见“World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Postural Habi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1955, pp.231-244。R.Birdwhistell对这个课题的泛论有新意，见其Introduction to Kinesic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1952）。又见以下几种文献：J.Ruesch and W.Kee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Notes on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Human Rel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6）； T.S.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Hoeber-Harper, 1961）； S.Feldman, Mannerisms of Speech and Gestures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Part 2；D.Efron, Gestur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1）； M.Critchley, The Language of Gestur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39）； E.T.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2] 米德的有意义的体态（significant gestures）和无意义的体态（nonsignificant gestures）的二分术语，用在这里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体态习语超乎无意义的“体态会话”（conversation of gestures）的意思，因为这一习语对行为者和目击者都唤起相同的意义，行为者用它是因为它对目击者有意义。然而，体态习语里似乎有一个低于有意义的符号系统（significant symbolism）的层面：有意义行为的持久交流并不典型；有必要维持一种印象，使人觉得，行为里有一丝非精心设计的自发性涉入；如果被问及为何有这样的举动，行为者往往会否认他行为的意义。

[3] “涉入”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两种意思：一是承诺（commitment），也就是为某种行为承担责任；二是依附（attachment），也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和认同赋予某件事。由于“involvement”的模糊多义，我在其他书里就使用“engagement”，而不用“involvement”。见我在《邂逅》（Encounter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1）《角色距离》一章里的论述。

[4] 作为变量的涉入见E.F.Borgatta and L.S.Cottrell, Jr.,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Groups,”Sociometry, 18，1955, pp.416-417。关于涉入的强度方面，见T.R.Sarbin，“Role Theory,”section“Organismic Dimension,”pp.233-235， in G.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1954）。我个人研究涉入的取向演绎自G.Bateson and M.Mead，Balinese Character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42）。

[5] 同情者如何保护个人的极端例子见于下层阶级男性的保护模式中；有人醉酒，一切仪态显示他不能妥当交流时，朋友和哥们会掩护他，不让当权人士看见。

[6] 我在另一本书里详细研究了这些地方和其他“后台”地方，见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59）, Chap.3。

[7] 当然，即使在这里，情境性礼仪也对有些类型的人提出要求。在有些女修院里，即使独自泡在浴缸里，修女也必须端庄，她们显然相信，神在。在16世纪，旅行者在旅店不得不与同性的陌生人合睡一张床，至少在理论上，投宿者晚间必须恪守礼节，不打扰他人。见H.Nicolson, Good Behaviour （London: Constable, 1955）, p.134, and N.Elias, U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2 vols.; Basel: Falken,1939），“Uber das Verhalten im Schlafraum,”p.1, pp.219-230。

[8] E.S.Turner, A History of Courting（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54）, p.73.

[9] 当然，闭上的眼睛并非总是表示，个人打瞌睡偏离了眼前的聚会。做爱或欣赏室内乐时，闭眼可能是深情的尊敬迹象。在这些情况下，特殊方式的闭眼显示，闭眼的人仍然在场，能做出得体的回应。

[10] G.Dendrickson and F.Thomas, The Truth About Dartmoor（London：Gollancz, 1954）, p.171.

[11] See“Communication Conduct,”Chap.16,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p.151-153.

[12] M.Schwartz, “Social Interaction of a Disturbed Ward of a Hospital”（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1）, 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