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环境演变

囿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世界经济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经济发展形势复杂严峻。在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国际贸易形势重塑等挑战面前，大部分国家纷纷着手于政策调整。科技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链重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促进绿色化发展等，打破了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生活方式、经济体系、治理模式，加速了全球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演进步伐，形成了全球数字经济逆势平稳发展的趋势。

2020年，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占数字经济总量的比重为84.4%，其中，第三产业是行业数字化的中坚力量，第一、二、三产业行业数字化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0%、24.1%和43.9%。从规模上看，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为24.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74.7%，是发展中国家的约3倍。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从占比看，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54.3%，远超发展中国家27.6%的水平。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从增速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1%，略高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3.0%的增速。中国、爱尔兰、保加利亚等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其中，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总体上看，全球各经济体都根据自身的优势形成了不同的数字化发展道路。中国立足于产业基础，并发挥自身市场优势，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促进数字化发展；美国依托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巩固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欧盟以数字治理规则的领先探索，打造统一的数字化生态；德国依托强大制造业优势，打造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英国完善数字经济整体布局，以数字政府建设引领数字化发展。全球正围绕数字经济的几个关键领域进行部署与发展。在技术赋能方面，以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快速演进，并加速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科技等服务业数字化快速成长，推动传统产业新型裂变和升级演进。在数据与安全方面，各国加快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及市场化流通，同时，全球网络安全部署升级，带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协同效应

数字经济是将知识与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为关键生产要素，辅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动力，以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作为机会窗口，持续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模式优化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当前，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数据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经济社会实现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变革。数字经济体系框架升级为“四化”框架：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第一、二、三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治理数字化，包括治理模式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四是数据价值化，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数字经济有着典型的正外部效应、集聚效应、长尾效应、滚雪球效应等综合协同效应，能够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和智能化红利，助力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全球迎来“数字红利”，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推动力。数字社会最大的资产是数据，数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资源。因此，数字经济具有精准预测、精准服务、精准供应的特性，有利于形成数字经济综合协同效应。在给消费者、创业者带来决策便利、个性化精准服务的同时，也能够通过自动化与智能化转型，将用户从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用户将时间与精力投入不可替代的高价值工作中。这一趋势将形成高效率、高服务水平、响应迅速的新型经济形态，改变现有的社会生态体系。

（一）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萎缩

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大洗牌，新一轮逆全球化的历史车轮已经缓缓向前，严重影响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走向。首先，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短缺造成制造成本上升，下游消费需求疲软拖累一般性产品出口。为规避地域风险，一些供应链出现产能转移，产业链加速重构，行业加速洗牌。在全球经济衰退等多重背景交织影响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重构，就业压力增大，国际人才流动受限，众多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挑战更加严峻。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日渐加速，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霍伊辛顿投资管理公司的副总裁兼投资策略分析师Lacy Hunt在《2020年回顾及展望报告》中提出，全球有92.9%的经济体出现了衰退、收缩的趋势，全球人均GDP也出现了194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世界贸易体量减小了15.1%，是1942年后的最低谷。全球性企业出现破产潮、失业潮，世界贸易出现历史性下滑，北美洲和亚洲出口受到打击最大，复杂价值链的行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和汽车贸易可能会下滑更剧烈。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2年1月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强劲反弹，比2020年增长77%，从9290亿美元增至1.65万亿美元，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

（二）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产业分工格局不断重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成为构建国际分工体系的新方式。新冠疫情进一步催化产业链的逆全球化和内向化发展。全球产业链在疫情的冲击下表现出较大脆弱性，其中，对外依存度高的产业链受到较大冲击，诱发全球产业链回缩和布局调整转移，部分国家支持重要、关键产业回流本国。疫情使得国际供应链和市场供需收缩，叠加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矛盾和国家间利益博弈影响，全球产业链出现阻隔甚至断裂风险。

从供给角度来看，德国和美国作为欧洲和北美洲两大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均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多条国际物流通道关闭，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风险。我国在疫情初期也受到较大影响，为恢复发展生产，我国适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扩大内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同时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重构当中，充分发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燃机。

（三）全球价值链体系表现出断裂、萎缩乃至价值贬值现象

新冠疫情使得物流的互联互通受阻，部分商品的跨国生产、流通、储备、分配、消费等环节出现障碍，导致全球性价值创造及价值实现能力下降，全球公共福利水平受到损害。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逐渐成为产业链“标准化”流通媒介，全球价值链中传统产业的简单劳动环节持续萎缩，中间品贸易额持续下降，服务经济获得逆势增长，产业分工格局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危机由供给端扩散至需求端，新冠疫情造成的劳动收入减少引发需求萎缩，可能形成供需两端同时萎缩局面，进而冲击产业链。尤其是对汽车、电子和机械设备等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较高的行业，影响更为明显。

（四）数字平台垄断初现端倪

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个数字平台，如微软、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正在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所有部分：通过面向用户的平台服务收集数据；通过海底电缆和卫星传输数据；数据存储（数据中心）；数据分析、处理和使用。这些公司的平台组件具有竞争性的数据优势，但它们已不仅仅是数字平台，而是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公司。它们具有巨大的金融、市场和技术力量，并控制有关用户的大量数据。在疫情防控期间，随着数字化的加速，它们的规模、利润、市场价值和主导地位都有所加强。例如，尽管2019年10月至2021年1月期间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只上涨了17%，但顶级数字平台公司的股价上涨了55%（脸书）至144%（苹果）。随着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作用不断提升，其对跨境数据流的影响日益凸显，与“数据价值链”有关的数字鸿沟的新维度出现了，这个概念是估计数据价值的关键。价值出现在原始数据的转换过程中——从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到数字智能，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或用于社会目标。单条数据，除非它们被收集和处理，否则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原始数据，就无法拥有数字智能。为了创造价值，需要原始数据和将其处理成数字智能的能力。各大公司持续增加数据的价值更有助于其开发过程中的迅速发展。

二、全球数字经济在变局中逆势发展

2020年以来，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不同程度冲击，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但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数字经济发展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与韧性，数字经济各领域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渗透加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凸显。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框架（图1-1）也充分说明了数字赋能生产创新高效发展的全流程。

（一）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扩张背景下的经济体发展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由2018年的30.2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32.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中，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明显，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在不同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19年34个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24.5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76.9%，10个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6.6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20.8%，3个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仅为7479亿美元，仅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2.3%。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23.5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73.9%，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8.3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26.1%。2020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25.3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77.5%，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6.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0.3%，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7035亿美元，占全球的2.2%。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4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74.7%，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仅为8.2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25.3%。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各国政府数字经济战略的差异性（表1-1）。

（二）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获得较大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在不同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显著提升，数字化已成为一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识。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9年，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速为8.7%，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速8.5%，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较缓慢，为4.5%，相较于其同期GDP增速，高出3.1个百分点。2020年，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1%，略高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3.0%的增速，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4.7%，高收入国家同比名义增长2.8%，中低收入国家同比下降5.5%，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从整体上看，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体量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还处于普及化的初期阶段，所以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较快，而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完善，正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前进，但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增速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缓慢。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持续增强，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由2018年的40.3%增长至2019年的41.5%，提升1.2个百分点。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43.7%，较上年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全球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0%，比同期GDP增速高出5.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其中，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54.3%，远超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GDP占比27.6%的水平，数字经济的核心主导地位持续巩固。从不同收入水平来看，2020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7%，比中高收入国家高出19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高出32.9个百分点。

（三）数字经济推动三次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是数字经济的具体体现，发展潜力巨大。2019年全球数字产业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5.7%，占全球GDP比重为6.5%，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4.3%。2020年，全球产业数字化的比重为50%，数字产业化在数字经济中占比逐渐下降，产业数字化占比持续提升。其中，德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91.3%，德国、韩国、美国二产数字经济占比领先全球，分别达到43.9%、43.6%和36.0%，德国、英国、美国三产数字经济占比超过60%，分别达到67.9%、66.1%和61.0%，日本、法国、中国等国家三产数字经济占比均超过40%。从收入水平差异上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三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深，2019年高收入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1.9%、30.5%和43.7%，分别较上年提升0.6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7.3%、17.5%和30.3%。2020年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的渗透水平均高于其他国家，其中一产数字化英国达到29.9%，二产数字化德国达到43.9%，美国达36%，三产数字化德国达到67.9%，美国达61%。

虽然经济和社会的日益数字化正在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但由于行业属性存在差异，数字化水平有较大差距。其中，固定成本低、交易成本高的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更具优势。全球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快于工业和农业。2019年，全球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39.4%，较2018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固定成本高、交易成本低的工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面临较大阻碍。2019年，工业的数字化转型率为23.5%，较2018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而生产经营严重依赖自然条件的农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着更多因素的掣肘，2019年，农业的数字化转型率仅为7.5%，相比于2018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

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公认趋势是各种服务在经济生活中占比不断上升，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数字经济正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加速了数字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线上工作、研究、交流、销售和购买或娱乐等活动中。孙杰（2020年）认为这些服务既满足了消费需求，也满足了生产需求，前者提高了社会的福利水平，而后者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数字鸿沟已初露端倪，受制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或国家间数据利用能力存在巨大差异，那些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情报和商业机会并将其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有限的国家正处于明显的劣势。

三、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

我们可以通过关注数字经济的规模、发展趋势和政府的应对等方面，来理解数字经济的全球发展大势。从数字经济的规模看，全球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主要国家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形成各大洲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在规模方面，美中德日英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的79%。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41.7%，中国数字经济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德国、日本、英国位居第三至五位，规模分别为2.54万亿美元、2.48万亿美元和1.79万亿美元。总体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北半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一）美国：数字经济的引领者

在全球科技产业领域，美国一直处于绝对的领导者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美国的产业霸主地位出现了被动摇的迹象。不过，凭借在IT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有机会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起引领作用，甚至拉大与其他国家差距。近几年，谷歌的人工智能发展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另外，亚马逊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AWS）的公共云表现抢眼。与谷歌的人工智能不同，AWS公共云的服务范围更广，对其他领域和产业的创新带动作用更强。公共云作为基础设施，是所有IT创新和基于IT创新的基础支撑，像公路、电网一样。美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除技术领先外，在政策支持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在2012年之后，美国提出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数据—知识—行动”计划，并提交《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政策报告。2015年10月，美国对《国家创新战略》进行了更新，提出部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接等内容。2016年12月，美国商务部成立了数字经济咨询委员会（Digital Economy Board of Advisory，DEBA），成员包括科技行业巨头、创新者以及专家，旨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发展数字经济的建议，从而凭借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教育完善、积极参与政治与文化生活。

（二）德国：政府支持

德国政府对数字经济转型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德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了“工业4.0”科技战略计划，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三个方面，被认为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2014年，德国政府出台了“数字议程（2014—2017）”，目的是推动网络普及、网络安全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三个重要议程，使德国成为数字强国。2015年3月，为保障德国和欧盟的数据主权，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启动智能服务世界（Smart Service Welt）、进入数字化（Go Digital）、专业IT表格（Prof IT Table）项目，并推广数据经济领域的创客竞赛。2016年，在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上，德国发布“数字战略2025”，提出德国宏观经济的成功数字化转型是保持并提高竞争力的前提，实施该战略的目标是将德国建设成最具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该战略涉及数字基础设施扩建、促进数字化投资与创新、发展智能互联等。这是继“数字议程”之后，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就数字化发展作出系统安排，基础设施部分投资预计高达1000亿欧元。可以说是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德国制造业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以及未来数字化必备的工具。

2017年4月7日，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围绕数字经济召开的部长会议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落幕。会议达成共识，致力实现到2025年全球所有人都能接入互联网。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布丽吉特说，数字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创造的机遇应当惠及所有人。数字化革命具有全球化特征，她呼吁人们避免陷入将数字化革命局限在本国的错误思维。更快的网速、更完备的网络基础设施、更好的数字化教育、能应用在“工业4.0”、网络安全和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数字化国际标准也是G20成员未来期望达成的目标。担任2017年G20主席国的德国把发展数字经济列为任内的一个工作重点。

（三）亚洲：追赶

1．印度

印度作为近年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得到各方关注，尤其是涉及“物联网”等技术革命时，表现为技术行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速。印度拥有超过10亿手机用户和4.62亿互联网用户，网络用户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为移动互联网、数字支付、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基础。印度总理莫迪早在2015年1月就宣布启动了“数字印度计划”，当时的目标是到2019年实现25万个村庄通网络，并提供超过1亿个就业岗位。根据麦肯锡的报告，如果这些技术被采纳，到2025年，采用这些技术的应用程序每年可以产生5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代表着2012年至2025年间经济增量的20%～30%。由于印度的经济规模和发展轨迹，它正在描绘一幅宏大的经济图景。大量中国互联网企业进入印度，抢滩印度的数字经济。

2．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2016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访问中国期间，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进行了深度会谈，并当场邀请其担任马来西亚数字经济顾问。纳吉布表示，委任此职，是为了协助提升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也担任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电子商务发展顾问，协助东盟国家发展跨境电商。东南亚市场拥有约6亿消费者，而电商业务仅占东南亚全部商务规模的不到5%，随着中产阶级增加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电子商务的市场将会十分巨大。谷歌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2025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预计会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电子商务行业。

3．泰国

2016年9月16日，为了推广“泰国4.0战略”，泰国成立数字经济和社会部，取消了原来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部。这一新部门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给泰国卫星工业和数字工业带来创新性变革。“泰国4.0战略”是巴育政府近期倡导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新性、创造性和技术应用能力。通过实施该战略，泰国希望将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转型为智能化的农业，将传统的中小企业转型为智能型的中小企业，将传统的服务业变成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2016年12月9日，泰国政府和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针对双方通过合作发展泰国电子商务的一系列措施签署了意向书。

4．中国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发布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并惠及各国人民。

数字经济转型（表1-2）成为疫情之下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关注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和质量转移至数字技术、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加速向数字空间转移，并将很快呈现出以数字空间为主导的格局，数字经济将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复苏、推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