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

本书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诗画结合法，同时适当采取定量分析法进行统计。在具体操作层面，主要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在对作品精细分析的基础上，纵向置作品于诗歌史、园林史的流变中，横向与其他不同类别的文献比较，探讨各唐宋诗人园林植物书写的特色与贡献以及重要的园林植物意象。

运用新视角，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现有的研究，多围绕园林与文学、植物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但较少聚焦于园林植物。专门园林植物的研究，则多从景观配置、园林设计、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着眼，对园林植物背后文人复杂幽微的审美心理相对缺乏全面关注。聚焦于园林植物审美，关注园林植物复杂且不断发展的审美内涵及其对唐宋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并联系绘画文献，考察诗、画、园林植物之间的互动，正是本书新的研究视角。

关注新文献，是本书的又一创新之处。所谓的新文献，是指之前的园林诗文研究较少关注到的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绘画文献：花木是绘画的重要题材，唐宋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画论、画史著作，涉及丰富的植物题材的绘画，如《宣和画谱》就记载有“桃竹湖石”“芙蓉双禽”“荷花鹭鸶”等题材，都是与植物有关的构图，对分析园林植物意象的美学意蕴，探究唐宋文人的观物方式很有价值。除了唐宋的画论、画史性质的文献，唐宋之后下至清代的图像文献，即涉及园林和园林植物的山水画、园林画、界画等绘画作品，对研究唐宋园林植物审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在笔者的关注视野之内。二是唐宋时期现存植物谱录文献。唐代的植物谱录渐趋兴盛，宋代则是植物谱录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蔡襄《荔枝谱》、王观《扬州芍药谱》、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等众多影响甚大的谱录。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首创“谱录”一门，正是谱录文献勃兴在目录学上的直观反映。植物谱录中大多数是观赏性的园林植物，其开创的名物审美的新境界是唐宋文化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对其爬梳整理有利于较深刻地了解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人对植物的理解和观照特色，为园林植物研究提供较坚实的基础。

本书分为导论、上编（考察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下编（重要园林植物的题材、意象、构图分析）和附录（唐宋绘画文献有关植物题材的记载与唐宋现存植物谱录叙录）四个部分。

导论部分对研究的课题做背景性、前提性的介绍。

上编选择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园林植物书写较有特色的诗人，考察其园林植物书写情况。选择这几位诗人，是出于笔者对园林史和诗人园林诗创作情况的综合考量：或因其有著名园林存世（如王维之辋川别业、杜甫之浣花草堂、李德裕之平泉山居），或因其园林植物的吟咏异常丰富、审美方式极具特色（如白居易），或因其园林植物书写反映了重要的审美特质（如苏轼人文化的花木审美、杨万里的生鲜、细腻的花木描写），或因其在园林史、艺术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如晁补之是宋代在诗歌、绘画、造园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的典型人物）。每位诗人的章节，结合各自的写作特色和观物方式，探究不同的园林植物审美问题。综合这些代表性诗人的书写情况所凸显的不同侧面、不同问题，可以由点及面地大致勾勒出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的概貌。其中王维与杜甫的章节，主要考察他们在园林植物的审美观照中，所表现出的近乎相反的物我关系，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对峙”与“物我交融”两端。白居易的章节则主要考察园林植物与“我”之间的驯化、吸纳等关系，以及白居易园林植物配置的各种具体方法。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对峙与物我混融之间。李德裕的章节主要考察平泉山居诗中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分别作为隐逸符号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找到较清晰的分判。苏轼的章节主要考察其人文化的园林植物审美特色，如园林植物与某一具体画境的联想、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审美等，均在苏轼的园林植物吟咏中有典型体现。同时，也考察苏轼与白居易的园林思想和审美情趣的异同。晁补之是集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相关章节拟考察其东皋归来园的竹树瓜果的空间布局及其与诗画两端的关联，并注意以前人诗文命名景观等问题。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意趣相通。

下编是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摘取“窗竹”和“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典型的园林植物意象，挖掘其构图特色和美学意蕴，并结合历代图画资料与唐宋画论、画史等绘画文献，梳理相关的艺术问题。窗竹的章节以白居易的窗竹书写为重点考察对象，主要梳理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诗歌中的“风景如画”观、宋人奠定的“窗景如画”观，以及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的艺术关联，并比较诗中之窗与画中之窗分别常采用的“摄入”与“射出”两种典型的表现方式。出墙花木的章节则拟分析这一意象中颜色搭配、动静对比、阻遏与突破、区隔与勾连等因素在园景藏露之间蕴含的诗意，并梳理出墙花的意象女性化书写的简要历程，最后探讨出墙花木构图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绘画题材相通的画理和画趣。

附录分“唐宋绘画文献有关园林植物的记载”与“唐宋现存植物谱录叙录”两部分。前者摘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王维《山水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荆浩《画山水赋》、郭熙《林泉高致集》、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刘道醇《宋朝名画评》、米芾《画史》、韩拙《山水纯全集》、孙绍远《声画集》、邓椿《画继》、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以及《宣和画谱》等30种唐宋绘画文献中与植物构图及善画植物题材的绘画名家相关的记载，汇编为一集；后者系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张翊《花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丘濬《牡丹荣辱志》、蔡襄《荔枝谱》、王观《扬州芍药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刘蒙《刘氏菊谱》、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桂海草木志》《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张鎡《梅品》、史铸《百菊集谱》等29种唐宋现存植物谱录文献的叙录，包括作者简介、内容提要、版本情况等信息。希望这样的整理能为唐宋园林植物审美的研究提供更全面、坚实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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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陶渊明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5页。

[2] （晋）陶渊明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1页。

[3] （明）文震亨著，陈植、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4]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5] 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6]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7]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1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32页。

[8] 《全唐诗续拾》卷1，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3页。

[9]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93页。

[10] （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01页。

[11]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3页。

[12]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9页。

[13] （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9页。

[14]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47页。

[15]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

[16]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7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92页。

[17] “竹里馆”“辛夷坞”见王维《辋川集》，“竹间路”“石上苔”见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潭上紫藤”见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

[18] 侯乃慧：《宋代园林及其生活文化》，三民书局2020年版，第330页。

[19] 如刘晓惠《文心画境：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构成要素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即以“文心”与“画境”并提，作为书名；曹汛《略论我国古典园林诗情画意的发生发展》一文（收录于其著《中国造园艺术》中），也用诗人园、画家园和建筑家园几个阶段来概括和梳理诗情与画意与园林融合的进程；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则从“诗心”“画眼”等角度来论述园林品赏的问题（见该书第七编第三章“艺术泛化与园林品赏”）。

[20] 见蒋芳芳《晚明画意造园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

[21] 见附录一“唐·王维《山水诀》一卷”。

[22] 王莹：《宋代谱录的勃兴与名物审美的新境界》，《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