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文学地理与作家行走

2015年11月，在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暨陈忠实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作家陈忠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脸色格外苍白，讲话时甚至用手扶着那张沧桑的脸庞，语调低沉舒缓，一句话让现场所有人唏嘘不已，不少人落泪。“这一生可能话讲得太多了，因此老天封了我的口”，“如果还有可能，我还会一直写下去。”我清晰地记得听到这几句话时，自己也抹着眼泪难过得背过了身。无论是在乡村工作几十年的艰苦积累；还是在西蒋村老屋摊开本子默默书写《白鹿原》的岁月中；甚至是《白鹿原》获奖后的二十多年早出晚归的日子里，鲜花和掌声之下的陈忠实怀着对文学的挚爱独立上路，是被孤独浸透了的。

《白鹿原》畅销后，陈忠实填了两首词。

《小重山》让人痛彻心扉：“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文坛不是名利场，可作家需要生存。没有拿得出手的“硬货”，如何立足？“独自掩卷”叙述的就是从构思到完成的六载辛酸苦辣。

《青玉案》却是豪气干云：“涌出石门无归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作品以民族秘史为标识叙写白鹿原两大家族的风云变幻，加之国共两党斗争、中日战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情欲礼法争执等，结构复杂，人物多元，“独开水道”揭示的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畅销常销的经典的部分奥妙。

2000年新春刚过，近六十岁了，陈忠实便孤身一人打道回到白鹿原的祖屋，心里酸酸的。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原下的日子》中作者写道：“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里面。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当天傍晚，陈忠实站在灞河河堤上，看着城市的灯火、劳作的男子、成片的白杨林和暮霭四合的沙滩，思绪万千，城乡之间强烈的反差和内心深处的文化孤独弥漫了心田。“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靓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箩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

著名作家贾平凹撰文《孤独地走向未来》，专门论及这种心理感受。“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可见，知音的追觅是始终如一的。“我终于明白了，尘世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群居需要一种平衡，嫉妒而引发的诽谤，扼杀，羞辱，打击和迫害，你若不再脱颖，你将平凡，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是神圣。神圣是真正的孤独。走向孤独的人难以接受怜悯和同情。”贾平凹投身文学创作以来，以旺盛的精力和多变的题材常年笔耕不辍，至今有20部长篇小说问世，堪称世界文坛的奇迹。独此一人，独此成就，纵然议论不断，难道不孤独吗？

贾平凹行走在商山洛水间，经年累月地深入生活，了解民风民俗，以便使自己紧紧地依托着这片土地，不需要人陪同和接待，只是自己独立行走，体验天地之悠悠，生命之艰辛可贵，不孤独吗？贾平凹在古老的清风街道上反省商洛、丹凤、棣花和雄秦秀楚的独特奇崛，在长安城40年的探索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念和精神追求，在以商州和西安生活和人物事件为素材的创作中包含着一个思想者写作者的责任意识和知性判断，不停歇地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犹如一日地坚守文学理想，不就是对平凡的一再超越吗？2014年《老生》写完，贾平凹说，“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作家在独特的地域和文化浸淫下书写着中国精神的文化传承。

路遥为了描写中国社会1975—1985年十年间的历史变迁，成就经典《平凡的世界》，从而查阅了十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日报》的合订本，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贪婪地占有宽泛详细的生活细节，创作表现的自由度和自信也就越充分。路遥说：“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这一查阅过程并不需要别人陪伴，自然也是孤独的求索和思考过程。

1968—1969年，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到了全国广袤的农村改天换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徙，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结束于70年代末，前后经历二十五年，人数达2000万人之多，至今尚有小部分知青永远地在农村生子结婚。到陕北的有多少？作家吴克敬根据官方志记载，考证出先后共四批27211名北京知青落户在1600个生产队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1979年才开始大规模返城。至今留下的有多少？《延安日报》2001年8月报道至今仍有200多名知青选择继续留在陕北。吴克敬动笔之前是查阅了大量当时的报纸刊物，掌握这一历史进程中尽可能多的细节和政策变更的。吴克敬的《乾坤道》中体现了“大历史中的个体史”和“个体史中的集体史”，宏观历史下三代知识青年和陕北革命者命运，以及小说人物个体作为其中的时代群像同样让人欣慰。他深知脱离故事的新鲜离奇，消化理解加工的能力和鉴别诠释历史的水平才会决定作品的高度与质量。吴克敬和陕西既有的文学大家一样都深知唯胸有千壑，历史进入文学的过程才能是人物原型或模糊意象、传奇、社会背景和故事、叙事心理、艺术风格、语言表现相糅合交织的自然流淌了。

吴克敬是以1985年《当代》杂志居头条的中篇小说《渭河五女》受到文坛瞩目的，2005年沉静二十年后的他再次以《作家》第2期的《五味十字》重新引发关注，从此进入创作的旺盛丰收期，有评论家因之称其为“吴克敬现象”（评论家李国平语）。近些年来，他的《长河落日》《新娘》《初婚》《状元羊》《小海的梦想》《乾坤道》，《源头》《姐妹》不都是孜孜矻矻对文学的执着吗？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作家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既愉悦又折磨。愉悦在于人物、故事、情节、语言的完美结合，折磨人在于过程的艰难辛劳和升华的巨大障碍。超越自己对作家而言，永远是最艰难的事情。

作家们行走离不开地理上的一个个原点，而一个个原点就构成了创作的出发点。犹如时间和空间，总是把我们架构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时段和某一舞台。汇聚数千年人文历史的古长安、今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生机盎然，格局高雅，离不开这座伟大城市对文化的包容接纳。伟大的学者、作家离不开孤独求索，学者、作家的孤独感让我们这一生更富有哲理，更接近生命的真谛。

一个作家的出生和生活地就是他创作的最好背景，因为最熟悉这里的人和事，感情最深，一景一物都亲近，都在心中挂念着，随时都能触发灵感。离开故乡白鹿原，就没有《白鹿原》，也没有陈忠实；离开故乡高密，就没有《红高粱》，也没有莫言；离开故乡商州，就没有《秦腔》等，也没有贾平凹；离开约克纳帕塔法县，就没有《喧哗与骚动》问世，也没有威廉·福克纳。近些年声誉鹊起的作家陈仓俨然已经是一个全国性作家，然而，离开故乡陕西商洛丹凤的塔尔坪，何来八部“进城系列”？何来《月光不是光》的亲情与人性描写？

故事发生的地方或者不纯粹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更是作家的精神故乡。不必要一一对应，只是创作需要。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创作了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家乡的人攻击他诋毁故乡。地点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就是说故事需要一个可能发生的地点，需要一批以发源或围绕故乡的人和事来构成和推动情节，展现出作家对人性的描写和社会的批判。

文学意义上的地理和实际的地理概念是两回事。《红高粱》《丰乳肥臀》明确以高密东北乡为创作背景，写了大量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国内外有不少读者就根据小说的描写去山东高密找那片红高粱地，找小说中的那些风俗和植物，怎么能找到呢？那只是作家的内心世界，精神上的故乡。现实的高密乡是平原和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村子；而莫言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是现代化的城市，这个文学王国的周遭有沙漠、沼泽、森林、湖泊，还有狮子、老虎等。莫言解释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传统诗词和当代的文学创作一样，其中有历史和地理的内涵，但毕竟不是历史原封的照搬纪实，不是演义戏说，不是地理的简单复制。高明的作品既非重复，又高于生活。严谨、虚构、串缀、剪裁、再造移植兼而有之，耐读发人深思。

繁华盛景最终是过眼烟云，消逝的历史总是让人生发无限感慨。西子湖畔，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烟柳画桥，唯美的风景、唯美的传统诗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历史风韵。不独在杭州，而且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地理坐标，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烙印的一头是诗词，一头是格局和文脉。无论是“花重锦官城”“芳草萋萋鹦鹉洲”“滕王高阁临江渚”“最忆是杭州”；还是“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已度玉门关”；甚至是“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些地理符号总是与风物、历史、乡愁、名士、家事、国运相联系。江山形胜，是诗词篇章的源泉。正如陆游所言：“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我们只需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一片热土。我们的古人曾经在这里演绎了恢宏的历史，创作了绚丽的诗词佳作，传承好这些经典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分内事，推脱不得，马虎不得。从文学地理的意义而言，这正是叙述和创作的“原点”，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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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9—350页。本书出自《诗经》的引文皆依据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2] 本书所引唐诗文本依据书后参考文献所列举的唐人别集校注本，无别集校注本者则依据《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了行文简洁，不一一标注。

[3]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页。

[4] 《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编写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5] 据隆庆五年刻本《蓝田县志2卷》知《鹿原秋霁》为明代蓝田人荣察诗作。查吴义勤总主编的《咏西安诗词曲赋集成》（第4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114页，知此诗亦当为荣察之作。此诗题名为明代陕西提学副使敖英所作应为误传。

[6] 赵葆真修，段光世等纂：《民国户县志》16卷，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7]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8] 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9] （宋）司马光编篆：《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746页。本书出自《资治通鉴》的引文皆依据此版本，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