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希望能完成《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这部历史著作。不过，本卷可以单独出版和阅读，它有自成一体的叙事，在层层递进中达到高潮。本卷中所有的叙事线，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导向布伦海姆（Blenheim）。因此，只要我能向读者解释清楚不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及殖民地历史的原因，我就不觉得需要因仅仅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片段性的历史而心怀歉意。我一直认为，这三个主题中的每一个主题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之后的阶段里被更好地处理。本卷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录1702—1704年的苏格兰事务，的确略显不足。即便在写那几年英格兰议会的部分时也没有提及“苏格兰阴谋”和《安全法》（Act of Security），这显然是一个瑕疵。但是，这样的处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因为，不能完整呈现苏格兰的历史场景与故事会是一个更大的缺陷。本书第二卷则将从头至尾大篇幅地完整叙述苏格兰与英格兰联盟的经过及其原因，当然这一卷还包括其他的事情。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爱尔兰所扮演的角色远不及苏格兰重要，但我认为，可以将爱尔兰的情况放在后面的卷册里更好地予以呈现。

为了不使普通读者的注意力被每一页下的一堆参考资料所分散，这些资料对他们来说意义也不大，因此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了卷末。

对我而言，我不能放弃曾在英格兰流行的、更古老的历史观念，即同一本著作既要吸引普通读者，也要吸引历史专业的学者。在后来的这些年里，这两者往往是分开的。在一些情况下，将大众史学与专业史学加以区分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其他情况下，也有必要尝试更早时期流行的将二者相统一的做法。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史料，无论是印刷品还是手稿，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非常丰富。历史手稿委员会（The Historical MSS.Commission）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其从私人收藏品中印制了千万卷通常无法获得的文件，明智地让学者们在原始档案中研究大英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宝贵藏品。可敬的考克斯（Coxe）执事长，他在100年前为历史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远远超过了《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和其他地方对他的赞誉。考克斯的贡献之一，便是他在大英博物馆留下了如此多卷马尔伯勒和戈多尔芬文件的抄本，进入那里的手稿阅览室阅读，或许与置身在布伦海姆阅读原始手稿一样美妙。在考克斯的藏集和历史手稿委员会的拾遗之后，如果布伦海姆的文书中仍有什么重要的秘密有待揭示的话，那么，当全世界都殷切期待的家族虔诚之作 ^[1]面世时，我们将很快知晓。同时，我感谢马尔伯勒公爵对我的个人礼遇。在大英博物馆，除了考克斯的手稿抄本集，还有J.麦金托什爵士、哈顿·芬奇的抄本，埃利斯和斯特普尼档案，赫米塔日（L’Hermitage）抄本和许多其他文件集，此外还有档案馆存放的外交和领事文件。

当内陆出身的历史学家处理海军事务时，很容易茫然不知所措。在我游弋于这一时期的海军史时，我很庆幸能够得到著名的海军史学家朱利安·考伯特的令人敬佩的《地中海上的英格兰》一书最后几章的帮助。我也受益于我的朋友海军上将赫伯特·里奇蒙爵士的善意批评，尽管我不想暗示他要对我所写的东西负责。

至于陆上战争，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作品的第一卷以及法兰克·泰勒的《马尔伯勒的战争》（Wars of Marlborough），是研究大量当时记录的绝好起点。

在政治方面，有人可能认为存在更多的争议。诚然，存在上百种可能的观点。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对于有着狂热的党派精神统治时期的主要轮廓与问题，当代有才能的历史学家们的看法竟是如此一致。那些特定的狂热早就消耗殆尽了。所有学者都将清楚地看到，我的朋友基思·法伊林爵士与他的《托利党史》（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对我的影响。对于辉格党、保守托利党、温和托利党的政策与特征以及安妮和马尔伯勒的性格，如果我没有提出一套新的惊人的看法的话，那么，我只能向那些应该恳请的人申明：任何新的惊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只有那些没有关注近期历史书写的人，才会对我认为安妮有独立于她的宠臣的、自己的政策感到惊讶。

的确，如果我们文学全盛时代（Augustan Age）的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故事能够以雅典人的独具的真实又简洁的方式讲述，那么，这段历史从头至尾就像一出五幕悲剧，轮流展现了路易十四的飞扬跋扈和跌落神坛；马尔伯勒和辉格党的得势与失势；托利党的起与伏；同时，在每一场接踵而至的战争与政治危机的碰撞下，英格兰在命运的潮流中向前推进。那个小小的乡土的英格兰能孕育出什么样的人啊！一个拥有550万人口的国家知道天才二字怎么写：建筑师有雷恩，科学家有牛顿，哲学家有洛克，学者有宾利 ^[2]，诗人有蒲柏，散文家有艾迪生，演说家有博林布鲁克，小册子作家有斯威夫特，还有赢得战斗的马尔伯勒。

我想对达特茅斯勋爵致以谢意，感谢他善意地邀请我阅览其闻名遐迩的祖辈们的全部手稿，其中只有一部分由历史手稿委员会出版了。我也要感谢基督教堂、牛津大学图书馆、兰贝斯图书馆和海牙的国家档案馆的帮助。我必须感谢戈德尼上校和直布罗陀驻军的其他几位军官、图书管理员，尤其是我的朋友、当时的殖民地秘书休伯特·扬少校。在他们的帮助下发现的许多材料，在下一卷中会派上更大的用场，到时我会讲述英格兰人对直布罗陀的第一次保卫战。

日期标注方式说明

读者会注意到新历（N.S.）和旧历（O.S.）日期之间的区别。在1752年之前，国内的英格兰人一直使用的是旧历，这一历法1700年之后的日期比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ⅩⅢ）的新历——当时已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大陆国家广为使用——晚11天。我们的水手，无论是在海上服役的，还是在像攻占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岸行动中的，一般使用国内熟悉的旧历。我们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士兵，一般使用新历，尽管不总是如此。大部分在国外的外交官使用新历，但也有一些使用旧历。我用旧历表示英格兰国内事务日期；用8月13日（新历）或8月2/13表示英格兰以外的事务日期。

安妮于1702年3月8日登基，至少我们现在是这么说的。但我们的祖先称这一日期为1701年3月8日。因为在他们那里，新年不是从1月1日开始，而是从3月25日开始。1701年3月24日之后是1702年3月25日凌晨。这对于研究古文献的现代学者来说是很困惑的，他们很容易在1月、2月或3月初发生的事务中弄错年份，特别是在议会事务中，因为通常的会议是在冬季举行的，跨了两年。安妮统治时期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日志，在3月25日才从1701年改为1702年。所有现代历史，包括本书，都将1月1日作为新年起始。

[1] 指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写作的《马尔伯勒公爵传记》。——译者注

[2] 理查德·宾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国著名古典学学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