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布伦海姆战役
- (英)乔治·麦考莱·屈威廉
- 18705字
- 2025-05-14 16:27:59
第一章 英格兰风貌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历史不是地方主题的。它涉及若干重大问题，包含诸多引人注目的活动，显示着遥远而广袤的图景。无论谁书写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历史，都必须展示：马尔伯勒公爵统率的各路军队，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与马斯河曲折前行；英格兰的船舰在地中海上或比斯开湾里起伏，沿着西印度群岛或雾气蒙蒙的纽芬兰海岸航行；直布罗陀的岩石透过非同寻常的烟雾与喧嚣后显露在一片蔚蓝中；跨越陆地与重洋，大使们将戈多尔芬大人的金银与马尔伯勒令人信服的提议，散播到从里斯本至莫斯科的几乎欧洲一半的宫廷里；国内，从圣詹姆士宫到议会大厦，人抬轿子和四轮马车争奇斗艳，这里正是斯威夫特、艾迪生和蒲柏时代的政治辩论与宣传技艺的战场——远处，雷恩正在修建的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已经高出泰晤士河上的桅杆，再远处是伦敦塔，铸币大臣牛顿在那里工作。
不过，所有这些光鲜的景象都根植于平凡的场景。如其他战争一样，马尔伯勒的战争也：
在铁与金两条神经的驱动下进行。
英格兰国家实力的方方面面锻造于平凡之境而非贴着美人斑与戴着全底假发的世界中。同样地，萨拉·丘吉尔与马沙姆夫人，以及博林布鲁克子爵与小集团（Junto）大臣们玩的政治把戏，脱离不了生活在庄园宅邸、乡下、港口与市镇的普通人的需要与偏见，且由他们决定。如果我们想要读懂威斯敏斯特或圣詹姆士，布伦海姆或乌得勒支，必须先看看不列颠岛的整体风貌。
当总览安妮女王时期本岛的风土人文与日常生活——这些远离圣詹姆士公园中的林荫道、更远离战争枪炮的景象时，我们想到了丹尼尔·笛福。他的游记正应我们需要。笛福的任务之一是游历与观察不列颠。傍晚，当一天的旅行结束后，笛福开始书写他对本地的印象与看法，将其报告给他的雇主罗伯特·哈利——一位和他一样神秘的人，喜欢秘密得来的精准信息。周末，笛福参加不从国教者的教堂活动时，也不忘记观察周围的礼拜者及他们的经济活动。尽管除了从事商贸活动，笛福还是一名不从国教者，但他不是满嘴“常言道”式的教徒；尽管笛福八面玲珑，但他喜欢扎扎实实地工作、朴素的着装而非时髦的作秀，而且他还是一个清教徒。如一百年后骑马游览、描写英格兰的科贝特一样，笛福是现实主义者，且是平民出身，但和科贝特不同的是，笛福没有因为对权势的愤怒而看不准现实。安妮女王时代是一个漫长又丰富的时代的前奏，而笛福比斯威夫特更像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作为商人，笛福对繁荣商业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也发自内心地对旧日田园时光的消逝悲叹不已，这一点倒与无法继承土地的约曼农科贝特一模一样。笛福首先让报道者的技艺臻于完美，即便是他的小说也是对日常生活富于想象力的“报告”，无论是在荒岛上还是在贼窝里。由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此人对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的描述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宝库。笛福是最早以犀利的现代人的眼光去透视远去的旧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报告可以被其他大量信息补充或限定，但它仍是我们思考与想象的中心。[1]
笛福事无巨细地勾勒出的这幅英格兰图景，给人留下了英格兰国民生活健康向上的印象，其中，城镇与乡村，农业、工业和商业，在一个单一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和谐运转。政府行政体制也大抵如此，特别是被笛福鄙夷的一些“贫穷而衰败的自治市”，也像老古董一样笨拙又极其笃定地缓慢移动着。此时，要求改革的呼吁并未出现，因为，彼时在英格兰仍显奇特的自由原则，能够让每一个个体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让新的嫩芽在老丛林里茁壮成长。这一时期，夜郎自大的风气并没有抑制岛国居民的经济进取心。
如此井然有序的英格兰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即便是在战争年月，也大体如此。这部分归功于安妮女王统治前半期的好收成和廉价的食物。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在扩张，社会在不知不觉地朝着工业革命的方向前行。百年之后，工业革命在笛福描述的各种景象中破茧而出。海外贸易、水上运输（尤其是煤炭运输）、养羊业和织物贸易、批发商承揽的谷物与农产品市场，这些都是笛福强调的重点。也正是这些方面让乡绅们交得起土地税，供得起马尔伯勒的战争。他们虽然发着牢骚，但还是掏出口袋里的钱，直到赢得战争胜利，他们才送走了辉格党，宣布和平。
的确，地方乡绅们一边喝着十月的麦芽啤，一边大骂食利者和贸易商，说他们是经济寄生虫、大发战争之财，还说他们是不从国教者，即将闯入土地阶层独享的政治生活。但是，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些不受欢迎的人们的活动让乡绅们的租金收入翻了一倍，而乡绅们其实多多少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至于《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尽管每次谈及时都要悲叹道德沦丧，却给英格兰乡村带来富裕与安详。
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农民和匠人的生活一如往昔，但他们的外在条件变得格外有利。贸易商和中间商为农民的劳动成果和手艺人的辛劳付出寻找新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贫困，同时也没有摧毁他们纯朴简单的劳作方式。积极进取的地主们和商业投资者一样，在贸易中赚了钱或增加了财富，将收入所得持续地投入土地中。城镇和乡村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尚未冲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其在宗教派别与政治派系激烈撕裂、对抗的表面下给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注入基本的和谐与力量。
虽然宗教引发分歧，但贸易让民族团结，两者相较，后者更为重要。《圣经》现在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六十年前，清教徒是克伦威尔手中的剑，三十年前，班扬还在监狱中唱着赞美诗，但是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清教徒就是笛福这种商人-记者型人物。同样地，贵格派不再当众对着教堂顶尖做预言，他们变成了节俭的商人，学会了安静。由于过去的一些事由，人们仍然习惯性地将清教徒和贵格派称作“狂热分子”。不过，若说他们大体上还能算作“狂热分子”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人是铁定无疑的，这就是法官布拉德盖特，他骑在马背上，走进路德维希的礼拜堂，告诉牧师他说谎了。[2]但是，高教会派人士的宗教热情总是为温和托利党脑海中常有的爱国热情和经济考虑所缓和，后者的领导者是哈利，为哈利秘密服务的正是我们说到的笛福。就是这样的一个岛国，假设有好运与好的领导，便能够在战争中展示出足够的团结、财富与力量，让强大的路易十四屈膝认输。这位显赫贵族与贫穷农民的主人因撤销宽容新教徒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其国内的不从国教者。
鸟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眼前一片乱蓬蓬的荒野，森林树木、矮灌木丛、湿地沼泽还有丘陵草原从一个海岸延伸到另一个海岸，但数以万计的农用和牧场正在逐渐侵蚀这片荒野。每一块空地都有盖着木屋的小村庄，每一个小村庄又经由穿过林间的曲径，与另一处村庄相连。罗马人留下的笔直但日渐废弃的道路，蜿蜒穿过还未干涸的沼泽与森林的河流，横贯整座岛屿，它们的寂静状态有时被一艘战舰或一只满载货物的驳船的穿行打破，有时被一些突出的浅滩旁发展起来的城镇打破。
今日的飞行员看到的是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向下望去，大地被树篱或石墙划成方方正正的棋盘状，其中点缀着精心修建的农场、村庄与立着围墙的种植园。但是，绿色被逐渐扩散的烟雾层和占据了本岛相当一部分面积的工业区的红、灰色的房顶冲淡了许多。整个岛上布满了繁忙的铁路网和更加忙碌的公路网；不过，河流或运河运输尚未出现这般景象，临海港口附近除外。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全景，在特征上介于这两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之间，尽管在时间上不是。大量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但是大部分乡村，尤其是泰晤士河南部，仍然有成片的森林和灌木丛。奔宁山脉南部及威尔士荒原东部的大量土地，已经被开垦为耕地或畜牧用地。不过，这些地方还没有成为方方正正的棋盘地，因为此时，英格兰腹地最好的农业用地仍然以敞田形式耕种，尚未竖起篱笆，而浓密地向西和向东南延伸的圈地则被分成了形状不规则的果园和临时用地。在英格兰，笔直的道路比较少。罗马人留下的道路绝大部分早已被埋没，或者已被耕地分隔成几段。而弯弯曲曲的撒克逊马道已经变成了泥泞的巷道，整年都有驮马和孤独的骑手在其上行走，夏季则有大大小小的马车以步行的速度缓慢前行。河流穿过肥沃的庄稼地与草场，从一个繁荣的集镇流向另一个繁荣的集镇，承担着国家最繁重的运输任务。除大伦敦外，工业区的面积都很小，几乎难以从紧紧围绕在每一个重要市镇周围的丘园、树木和游乐场之中辨认出来。那时的工业生活散见于岛屿的各个地方，已经融入乡村和乡镇生活，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一条河流入口和海港里林立的桅杆都在讲述着有别于农民活动的故事，倘若没有这些，鸟瞰安妮女王时期的英格兰，可能还会以为它只是一片农业大地哩！
大片自然生长的原始森林的消失，让安妮女王时期的臣民忧心忡忡。尽管彼时的树木多于今日，但人们因日益减少的树木而产生的烦恼胜于今日，因为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他们还不那么适应依靠外来供应。生活中很多重要的环节都需要木材，后来，在那些环节中，铁与煤逐渐取代了它们。那时的皇家海军和商船使用木材修建；铁需要木炭熔炼；[2]在许多地方，家庭壁炉要靠柴火，泥炭和煤炭无法运输到那里，因为道路状况实在太糟了。
即便在康沃尔，过去也有大片森林，不过，在威廉与安妮统治时期，当爱冒险的西莉亚·菲尼斯小姐（Miss Celia Fiennes）行至这一遥远的半岛时，也亲历了木材的匮乏。她写道：“我感到很吃惊，我的晚饭被架在荆豆根枝引燃的火上烧煮，而这是仅有的用来烤熟肉和煮熟肉汤的燃料。”这里就是彭赞斯，海岬尽头出入的法国海盗切断了将南威尔士的煤炭运向这里的海路；康沃尔北部沿海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菲尼斯小姐告诉我们，这里仍然可以获取经由布里斯托尔海峡运来的煤炭，战争时期也不例外。[3]同一时期，埃德蒙·吉布森，一位古物学家和未来的主教，在他编的卡姆登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中，评论了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作家在100年前对牛津郡山地“覆盖着树林”的描写：“这里早已变了模样，”吉布森写道，“上次内战时，除了奇尔特恩，这里没几处有树林的了。在那些地区，燃料太缺少了，时常要称重购买，事实上，不只是牛津，本郡北部的其他市镇也是如此。”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皇家森林那宏伟壮观的国家遗产因王室的偏袒与缺乏远见而被转让或因反叛者的贪婪而被砍伐。这些地方仍旧没有被妥善管理与看护。的确，尚有皇家森林六十余处，但是它们无法再满足皇家海军造船厂的橡木需求，哪怕只是十分之一。在此方面，格洛塞斯特郡的迪恩森林，汉普郡的新森林地带和爱丽丝·霍尔特森林，是仅有的几处发挥重要作用的森林。
海军部不得不在开放的市场里与其他人竞购木材，而此时，岛上大部分宝贵的木材可以在贵族与乡绅的打猎场、公园和林地里找到。这些地方也在内战时期惨遭践踏，雪上加霜的是，议会还罚没了保皇党人的地产，这让大量高大的橡树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不过，还有大量树木属于私人所有，或者像猎鹿园一样被篱笆围起来，或者以其他形式被保存，用来观赏或盈利。林业仍然在庄园的经济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地主们通常会在合适的时机砍伐树木，之后再种上。的确，橡树不经百余年的成长是无法成材的，但人们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继承它们。当查理二世复辟时，对上等阶层稳固性的信念也随之回归。伊夫林的《林业志》（Sylva）被摆在了较为富裕的乡绅的书架上。这是一本宣传性的著作，向统治阶层宣传种植与护林的国家责任，尤其是在最近经历了内战的破坏后。[4]安妮女王统治初期，伊夫林还在世，他的《林业志》也还正流行，这位老人给他孙子的最后一个建议是，种植橡木、木材树和小灌木丛，以“重振沃顿木镇（Wood Town）之名”，“这才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最好的农业”。[3]
泰晤士河南部、岛屿的东部——肯特、萨里、萨塞克斯和汉普郡，这里是昔日的安德雷兹旷野（Andredsweald），土质硬且黏，是橡树的原产地。这里也因此成为海军部造船厂的主要供应地。但在这些地区，人们也开始讨论木材短缺了。尽管圣保罗大教堂前安妮女王塑像的首批围栏产自旧有的萨塞克斯冶铁厂，但制铁业正在往什罗普郡和迪恩森林迁移。
相较过去充足的木材资源以及当时的实际需要，这一时期的木材比较短缺，但与今日相比，彼时英格兰与威尔士仍有大量的木材。安妮继位之际，人们估算，齐普赛街往北仅10英里的恩菲德鹿苑，就有50多万棵高大的橡木、山毛榉，为那里的鹿遮风挡雨。[4]整个岛上，即使在耕作得最好的地区，也密集分布着石楠、小灌木丛、幽谷、山楂树林、小矮树以及自然生长的果树。这里是匪徒和奥托吕科斯[5]们时常出没的地方，也是旧时小说里鸟儿的栖息场所，在随后一个半世纪的农业进步中，它注定要被圈占和耕犁。
海军部面临的困境——给普利茅斯、朴次茅斯、查塔姆和伍尔维奇的造船厂提供必要尺寸的橡木，并不是英格兰木材总量锐减造成的，而是源于砍伐荒僻地区的木材的困难，特别是英格兰北部、中部和西部。即便是在萨塞克斯，笛福也宣称，这里的上好木材除水运至邻乡外，基本上没有办法再找到其他市场。在一条靠近查塔姆造船厂的路上，笛福看到，22头公牛吃力地拖曳着一根橡木。[5]用以修建战舰的橡木又大又重，在没有碎石铺面的道路上，要将它们运输到需要的地方，困难极大、成本很高。冶铁厂可以依木材储量的变化从萨塞克斯搬到什罗普郡，但是造船厂必须建在面对着欧洲的沿海。基于这些原因，海军部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转向波罗的海和美洲，那里的大量木材可以从林木采伐场直接海运至英格兰。
商船和渔船已经习惯于从海外购买大量木材。而且，建造小型船只还可以使用英格兰较小体积的树木，大型战舰却用不了它们。波克郡的木材可以沿着泰晤士河从雷丁运到伦敦，随后被那些需要建造商船的人买走。[6]只有从事与东印度贸易的巨型商船——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战舰，才会真正与皇家海军争抢英格兰产的优质橡木。
对焦油以及木材的需求，尤其是对于英格兰无法种植的、用于建造高大笔直的桅杆的冷杉的需求，在安妮的对外政策和殖民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波罗的海南岸向我们提供橡木和冷杉，人们在但泽、梅默尔和里加这些十分有利于通航的河口处，源源不断地将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森林的木材运往英格兰。瑞典诸港口则为我们提供冷杉和焦油。因此，我们的政治家的头等任务就是确保波罗的海的贸易向英国开放，并阻止这片内海落入任何一个强国之手，无论是丹麦、瑞典还是俄国。我们努力促进波罗的海诸国的势力平衡，如同我们想让西欧各国实现均势一样。但无论是哪一个均势，都不容易实现。1700年，英格兰的舰队保护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Ⅻ），瑞典的许多邻近国家试图趁国王年少攻打他。不过，总览整个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查理十二暴烈和反复无常的脾性让英格兰人坐立难安，他不仅在私下争吵时多次威胁要进攻丹麦和奥地利——英格兰的反法盟友，而且愤恨于英格兰的《航海条例》，他还对我们采取报复性经济措施，要求除非使用瑞典的船只并以瑞典人的价格向我们出售，否则拒绝向海军部供应焦油。
严厉的《航海条例》规定，运往英格兰的商品必须由英格兰船只运输，即便在对法战争期间。我们放开这一政策的步伐也很慢，波罗的海的外交和经济纷争的确由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为了缓解供应压力，海军部出台了一项殖民政策，鼓励人们进口北美殖民地的木材和松脂。在安妮女王时期，英格兰就已经从新英格兰的森林获取冷杉和焦油了。1704年，英格兰与瑞典的关系十分紧张，英格兰政府出台了一项法案，提供高额奖赏，鼓励人们从美洲进口松脂，皇家海军则对其拥有优先购买权。该政策比较成功，尽管波罗的海仍旧是主要的海外供应之源。不过，当我们给沿海或河岸的原始森林的树木标上宽大的箭头时（意味着专门为海军部预留），英格兰当局经常会与美洲殖民地居民发生争执；新英格兰边远地区的人，他们在陆上的无法无天与在海上的海盗和走私者一样，毫不尊重王室垄断，数以千计的标记了宽大箭头的树木就这样从人迹罕至的野外消失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确定地说，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政治家和咖啡馆的政客们之所以看重殖民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是皇家海军木材可靠的来源。[7]
安妮女王继位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人已经对食用不是由小麦做成的面包形成了深深的偏见。即便是出于济贫的需要，在1795年开始实行的斯品汉姆兰制度中，小麦的价格本身就已经被作为计算的基础。然而，在18世纪之前的每一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先吃的面包一直都由裸麦、大麦、燕麦或其中一种与小麦混合而成。在英格兰，就像在欧洲北部的所有地区，纯粹由小麦烤制的面包历来都被视作只有有钱人才会食用的奢侈品。只有到了乔治国王们统治的时期，小麦才成为人们的主食。本国气候条件下自然经济的这一成就，是通过将大型农场、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运用到农业耕作中实现的。如果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小农遍布之地，那么它就不会比德意志或斯堪的纳维亚生产出更多的小麦。
在安妮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种植的小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世纪。据估计，全国人口食用的面包中小麦面包占38%，裸麦次之，大麦和燕麦分列第三和第四。因此，小麦和裸麦的价格成为定价标准。
不过，小麦在实际生产的谷物总量中的占比远远低于其用于制作面包的比例，因为本岛种植了大量用于酿造麦芽酒的大麦。比如，剑桥郡，在杂草丛生的已排干水的沼泽地之外，笛福注意到这里“几乎就是一个谷物之乡”，“所植谷物中六分之五都是大麦”，它们被销往韦尔、罗伊斯顿以及赫特福德郡的其他大型麦芽酒集市。[8]除了西部几个郡的居民饮用苹果酒，麦芽酒从很早之前就是英格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每日每餐必不可少的当地饮品了。此时，麦芽酒才刚刚开始感受到来自烈酒及茶与咖啡的竞争。麦芽酒仍是小姐夫人们的饮品。1705年，卡那封夫人将库克小姐“极度的身体消瘦和声音绵弱”归咎于“她整个夏天都在喝腐坏了的啤酒”。[9]
大麦不仅为各地提供了主要的饮品，而且是某些地区的主食。威尔士山区的小农场主们能够吃到上好的大麦面包。北部各郡的农民用燕麦和裸麦制作各类食物。而在苏格兰，燕麦“养育着人民”，约翰逊博士在若干年后依旧能如此坚称。在英格兰中心各地，裸麦和大麦与小麦同等重要，只有在气候相对干燥的东南各郡，小麦才可以说是占了优势。
不过，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地区之间的农产品交易已经十分盛行，尤其是可以河运的地方。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加深运河与修建水闸在安妮女王时期蔚然成风，此时正是布里奇沃特人工运河时代来临前的20年。[6]在泰晤士河自牛津以下的河道及其支流威伊（Wey）、里亚（Lea）以及梅德韦，到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繁忙运输景象——食物、酒和木材流向伦敦，泰恩赛德的煤以及来自海外的商品则从伦敦运回内地。阿宾顿与雷丁均是大型农业区的商业中心，这里将各自区域里的产品经由水路运输到首都。萨塞克斯与汉普郡沿岸向伦敦运出它们的谷物，柴郡和其他西部郡向伦敦运出自产的芝士，经由海路运输还会遇上来自敦刻尔克的法国海盗的夹击。尽管路面土质松软，时常难以承载四轮马车，但在大部分天气里，北部和中部各郡的羊、牛、鹅与火鸡都可以一边吃着青草一边被驱赶至首都。甚至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之前，苏格兰每年都向英格兰输入3万头牛；伦敦周边的道路上随处可见操着奇怪口音的威尔士牲口贩子；只有爱尔兰的牛市贸易因查理二世颁布的一道法令而终止，以此消弭英格兰养殖者的妒忌。
在欧洲，英格兰与威尔士已经组成了国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1707年，苏格兰也加入其中。“在英格兰，我们是何其幸运，”笛福写道，“我们还没有征收盐税或谷物税，而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1706年，当敏锐的维也纳使节莫塞尼戈即将结束在英格兰的驻留之时，他向其主报告说，免予内部关税的自由贸易是“英格兰的工业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发达的一个原因”。对于各类物品来说，伦敦和每一个地方城市都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不收取通行费。得益于这种自由环境，谷物经销商和农业中间商遍布整个岛屿。他们投机式地从农民那里收购还在地里生长的庄稼，或在谷仓还未脱粒的谷物。他们渗透到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到危险的高地河谷去寻找可以放进英格兰人牧场养肥的牛，这里有手持双刃大砍刀的苏格兰人和詹姆士党人。农业中间商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为边远地区和小村庄的物品打开了新的市场，推动了农业的发展。[10]
在这个进取和发展的时代，英格兰向海外大规模地输出谷物。自革命发生以来，政府曾发放赏金，鼓励人们出口。到了安妮女王统治中期，格洛斯特郡从事煤炭贸易的雇工们起而反抗谷物高昂的价格，这是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将当地的谷物大量销往海外所致。甚至在特伦特北部，平凡的乡绅们还将海外销售额计为他们及其佃户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7]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要被这幅令人愉悦的农业发展与贸易繁荣图迷惑，误以为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已经是一片农业先进与交通发达之地。这要等到18世纪末才能实现。水运的繁忙从侧面折射出糟糕的陆上运输。英格兰最好的谷物种植地——中部地区的林肯郡与诺福克郡——仍然有大量没有圈占之地。在那些地区，大面积的没有围起篱笆的“村社公用地”仍然以中世纪的三圃制方式耕种，这可能会赢得末日审判特派官员的赞许，但注定会让亚瑟·扬一般的现代农业专家诧异不已。
有进取心的地主或农场主的创新总是受到“村社公用地”的严格限制，在这种土地内部，土地被切割成条状，每一条块土地的所有者必须执行整个社区制定的耕作计划。虽然庄园法庭有所衰弱，但不太正式的村社会议仍然管理着公用地的农业耕作、镇子里犁的使用、拾穗的规定、公共牧地以及在无主地和荒地上放牧的权利。像戈得曼彻斯特这样的乡村小镇，仍然由百户长召集所有农场主在法庭大厅集合。这是根据古老习俗而来，人们在这里确认自己“同意在（1700年）3月21日周五之前不在公用地播种大麦，而且在那一天，也只在畦头未耕的一条块土地上耕种”。[12]
在乡绅们私有农场的圈地以及英格兰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圈占土地上，更可能有变革的动机，因此更可能出现进步，尽管并不是必然如此。但是，一些圈地最为普遍的地区，大体来说，都是岛上产出较低的地区，当地的气候也是最恶劣的。的确，肯特郡的啤酒花种植地和西部乡村的果树林与蔬果园肯定可以被看作早期的圈地，但是，西部与北部饱经风霜的荒野之地上的临时圈地也可以被同等对待。英格兰中部最好的谷物种植地以及东安格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圈占。[13]
由于很多牛羊被喂养在荒野和公用地上，没有以草根或人工草料饲养，它们体形都很瘦小。1710年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市场上，牛羊的重量不足1795年普通牛羊重量的一半。[14]在世纪之初，让牲畜过冬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它们失去了夏季的草料补给后，相当一部分牛羊都要被屠宰和腌制。当1703年盐价上涨时，下议院收到了反对的请愿，陈述的理由是，“加重了穷人的痛苦，他们大多靠吃腌制品过活”。[15]
汤森德勋爵种植芜菁及诺福克的库克饲养肥硕的牛羊的时光仍在遥远的未来。尽管如此，专为西部毛呢商供给羊群的威尔特郡和科茨沃尔德山地，已经是值得一看的场景了。笛福得知，在多切斯特方圆6英里以内的“那片令人愉悦的开阔丘陵”上，大约喂养着50万只羊，笛福还发现，随着每晚建起一个羊圈，索尔兹伯里平原和多塞特丘陵的土地因为羊群的堆肥而变得十分肥沃，以至白垩地很快就能够用于耕种了，尽管除了牧草之外，其他什么都无法生长。[16]
自都铎时期以来，尤其是自复辟王朝以来，一大批如何提高农业耕作方法的书籍接连不断地出现。从皇家学会各个领域传播出来的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科学探究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刺激着这股趋势，但也给那些实践派的农民出了难题。专家和现代化主义者经常难以达成一致。杰思罗·塔尔是一名杰出的农业改良者，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他曾将播种机和马耕机引入自己的农场耕作中，但他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是错的，正如后来的争议所证明的那样。然而，人们却十分留意使用新方法，只要人们自己证明了方法的合理性，这在那些个人可以自由改变耕作方式的圈占土地中十分盛行。[17]
在农业改良思想如是传播的同时，圈地运动不仅已经付诸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展了数个世纪），而且被近代理论家宣扬成一项对国家的义务。在安妮登上王位后，农业专家们把下议院谴责为“懒汉和鸡鸣狗盗之辈的发源地”，他们的羊“瘦小不堪、毛皮破烂，因羊肝蛭病而腐烂”，他们喂养在荒野上的牛则“饥饿瘦小，形体孱弱，既不能提供乳制品，也不能用来耕地”。这里，我们已经全面感受到了那一著名的关于普通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争议，100年之后，科贝特将为那些被打败的普通人做辩护。关于这次争议的实质，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持有不同看法。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议会立法推动的圈地并不多，圈地主要是基于社区同意或在其他普通法的运作下进行。[8]
在圈地运动全面展开、工业革命来临的前夕，古老的乡村英格兰往往给后人们呈现出两幅完全迥异的画面。一方面，我们被要求端详一片独立和有自尊心的农民的土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据个人享有的小份额权利而固着于土地，满足于乡村生活的宁静与幸福。而这一切后来都被破坏了，他们在有关“丰收家园”（Harvesthome）的酒馆歌曲中庆祝他们的乡村幸福，我们则已经把这些歌曲带到了会客室里。我们也被提醒，这片土地还是乡村与城镇集市的手艺人的故乡，他们并没有因为投身工业而与乡村生活带来的愉悦割裂开来，他们使用工具劳作而不是照看机器，因此，他们怡然自得于每天的劳作，就像个体艺术家一般。这一点在我们现代娱乐活动——不过是为了平衡枯燥的机械和文职工作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活动——的狂热兴奋中却只能找到一个拙劣的替代品。另一方面，我们又被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被要求记住前工业时代那些白天持续1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童工而非就读在初级学校的孩童；那些医学或医院无法控制的疾病与早死；那些我们今天认为是必需品的清洁与舒适条件的稀缺；那些不仅对罪犯、欠债者，而且经常是对妇女、儿童以及大部分穷人所施加的严苛对待；以及那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550万之多的人口，其生活标准远不如今日，而今天的我们养活着是其7倍之多的人口。[9]
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证实了这两幅图景同时存在。但要确认哪一幅景象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生存现实则是非常危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争议的问题是关于难以捉摸的观念——我们无法将自己置于祖先们的所思所想中，即便我们可以，我们也弄不明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在数据可以说明的地方，数据也是缺失的。的确，安妮女王继位之前的十多年，有能力的宣传家乔治·金，曾根据炉灶税以及社区各阶层的其他可以用于统计的数据做过一个估算，但他给出的数据最多也就是一个高明的推测。事实上，这些数字打击了那些赞美过去的人（laudator temporis acti）的热情，因为它让人们想起，甚至是在大规模圈地以及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农民和约曼农的数字也相对较小，而农业中最底层的人数相对庞大。在金的分析中，最大的两个阶层是“茅舍农与接受救济的人”和“劳工和粗工”。[19]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前者代表的是那些试图不靠工资过活的人，而根据金的说法，他们的尝试很失败。但是，那些继续在共有地擅自占住空屋的人或是那些靠自家小屋后面的一小块土地过活的人，可能过着比金所知道的更加幸福的生活，即便他们的贫穷程度要比现代那些将过去理想化的人所意识到的更甚。金的分析里，第二个比较大的阶层是“劳工和粗工”，是赚取工资的人。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对共有土地、庭院或小块土地拥有某些权利，这些能让他们的收入增加、生活体面，而无须让它们的主人忝列自豪的英格兰约曼农阶层。甚至许多工业雇工也拥有一些小的庭院或小块土地，他们，特别是岛上各个地方的羊毛织工，在不务工时进行耕作。在哈利法克斯周围布满石头的高地，每一个织工都在自家小屋所在的陡峭的山地上竖起篱墙养着“一两头牛”。[20]
另外，农业和工业中都有大量的雇工，他们没有与土地相关的任何权利，也没有除获取工资之外的其他任何谋生的方式。
农业与工业中的工资应当根据治安法官给每个郡颁发的预定表进行调整，治安法官有时也会对某些商品的售价设定限制。这些预定表并不会装模作样地规定具体工资或物价，而只是设定不能超越的上限。因此，各郡的情况经常会不太一样，毗邻的两个郡之间也会有差别。进一步说，实际操作中，设定的上限也经常被逾越。[10]
从反面证据看，我们可能会认为，协同一致的罢工与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的做法不常发生。它们可能会受到当时的法律的惩罚，这些法律在小皮特颁布的著名的《联合法》出台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706年，利兹季审法庭重罚了六名拉丝工，因为他们联合起来拒绝工作，除非将工资从当前的一小时一便士提高到一小时三个半便士。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工匠法》仍然部分起效，其对未完成工作而离开的行为进行惩罚，也对付给或得到超过治安法官设定的最高工资限额的行为进行处罚。然而，实际上，当超额的工资有利于雇主和雇工时，超过最高限额工资的事便会经常发生。彼时还没有工会主义，更多的是个体间有关工资高低的讨价还价。[22]
从现代的工资标准看，那时英格兰的工资的确较低，即便将低水平的物价考虑在内也是如此。[11]但如果与当时的欧洲相比，英格兰的工资则比较高。英格兰人的特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节俭，而是对较高标准生活的坚持。笛福当雇主的时候写道：
节约不是英格兰人的美德。英格兰的劳作者爱吃爱喝，尤其是后者，他们喝的酒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的三倍。
笛福说，在喜爱花费的英格兰人眼中，一个靠工资过活并养活家人的荷兰人是可悲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小册子中，笛福还说到了当时的英格兰工人每周可以赚到9先令，这远远高出季审法庭的预定表中的最高限额。笛福说自己“每周给门外的乞讨者们发9先令，这些人经常当着自己的面说，他们可以讨到更多钱，我也曾见过一个身体健壮的家伙正在将讨到的钱存起来”。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例证，（大量记载表明）尽管季审法庭尝试控制工资上限，但各个地方的工资总是有很大差别。
笛福遇到的几近于敲诈的乞讨者见诸每个历史时期，而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情况对他不利。事实上，很多游荡着寻找工作的人会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1662年，查理二世的骑士议会十分轻松愉快地通过了极其可恶的《穷人安置法案》，该法在此时依旧未经修改地执行着。根据法案规定，每个堂区可将新定居在本区的人遣送回他出生的堂区，因为担心新定居本区的人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变成本区济贫的负担。十分之九的英格兰人，事实上是除地主这个小阶层之外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在被逮捕或当众出丑的情况下被从出生地之外的堂区驱逐出去，无论他们的品格有多好，或是他们已经找到了赚取报酬的工作。一些堂区的管理者甚至因过度担心新来者在未来变成本区的负担而在一些十分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使用了这项不合理的权力。该法案限制了劳工的流动，其粗暴程度无异于征兵队对于英格兰人所吹嘘的自由的侮辱。但是，这项法案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直到亚当·斯密以毫不留情的言辞谴责它。很难确定该法案到底实施到了何种程度，而亚当·斯密的批判看上去夸大了它的危害，也可能夸大了被误判的案例的数量。但是，这项法案至多只是一个巨大的恶；它背离了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由地方当局在济贫方面所做的值得称赞的努力。总的来说，该法案之下的努力也不是不成功，基本上可以解释这时英格兰社会的平静。
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由私人捐助建立的济贫院填补与缓和了堂区救济的不足。泰恩赛德煤炭贸易的驳船船员们筹集了2000英镑，为他们中的年老体弱者捐建了一所养老院。不过，更为常见的是，富有的男人或女人们，急切地想要安排不那么幸运的邻居们，建立适用于没有工作的人的济贫院和援助计划。安妮女王时期，人们像修建慈善学校一样慷慨地修建这种类型的济贫院。
除了私人捐建，在地方税收支持下，公共政策支持不断建立新的济贫院，并扩大“堂区储备”的物资，以提供就业。安妮女王继位时，英格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会不时地接受堂区救济，每年用于济贫的资金达到了八十万英镑。到了安妮去世前，每年用于济贫的则达到了一百万英镑，不过，到乔治二世时期又降到了七十万英镑。这是收成更好了和采用了济贫测试的缘故。虽然英格兰的济贫法案有太多可被批评之处，特别是《穷人安置法案》，但其至少提供了一个公共救济体系，英格兰也因此没有被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在1718年英法斗争末年旅行途中所注意到的场景羞辱：
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些可悲的人更加糟糕的了，法国各地的村庄一穷二白。除了驿马来回奔走，整个城镇都在乞讨，他们的脸庞是如此瘦削、衣着单薄破烂，已经无须言说自己的悲苦了。在来到枫丹白露之前，这就是法国的胜景。
路易十四在教会与国家中建立的声名显赫的专制主义，让法国走向了社会革命，而我们与这一社会革命之间，矗立着的不只是议会的权利，还有英格兰的济贫法，无论它有多少缺点。[24]
中世纪的社会建立在农奴与农奴主两个阶层上，约曼农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但随着14—15世纪农奴逐渐被解放，约曼农登上了英格兰历史的舞台。这个阶层活跃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此时小地主与大农场主的数量成倍增加，即便是在都铎早期一些地方农户因圈地而遭到破坏的时候。15—18世纪的文学领域，诗歌与散文特别喜欢赞美英格兰的约曼农。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格兰自由约曼农的财富在开始下滑之前攀升到了最高点，与此同时，佃农的财富也在持续增加。[12]据估计，自由约曼农占英格兰人口的八分之一，佃农的比例也不低；通常认为，自由约曼农比佃农富裕。[13]100年之后，情况正好相反，如果说还存在自由约曼农这个阶层的话。乔治时期，农业的进步让佃农受益于地主对土地进行的资本投入，而小土地所有者没有资金来源，因而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过，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这两种类型的约曼农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两者的差别主要是政治与社会层面的。自由约曼农在议会选举中有投票权，也经常可以自主使用这项权利。佃农没有投票权，即便有，可能也不得不投给他的地主老爷。即便是模范地主罗杰·德·科弗利爵士（Sir Roger de Coverley），在艾迪生的笔下，也在一个值得赞许的世界里对自己的佃农们行使绝对的家长式控制。
但是，自由约曼农的独立性得到极大的珍视和坚决的维护。我们在郡县乡绅们有关选举事宜的通信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述，“自由约曼农没有坚持说他们将以投票的形式显示自己的权利”。[25]基于这个原因，控制了佃农们的乡绅经常想去收买自由约曼农。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世纪很多自由约曼农也准备好以合理的条件离开乡村，他们在这里的古老的独立性受到了大地主及其佃农们日益增多的财富的威胁。
不过，在安妮统治时期，金所估算的大约18万自由约曼农，在紧随革命所带来的大动荡和逆流之后的艰难岁月里，仍然是这样一个阶层——国家与教会体制主要依赖于他们非强迫、非购买的支持的基础，就像方舟停靠在阿勒山（Ararat）一样。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每一次选举中，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利益被内部持有不同立场的“40先令的自耕农”巧妙地调整或平衡着，他们大多是自由约曼农。事实上，“40先令的自耕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郡的选举权的统一标准。另外，在有特许权的城镇，选举资格与方式五花八门——有时由市镇团选举，有时由部分居民选举——这使得很多“衰败选区”成为某个大人物的囊中之物，或者说，这里成为大人物施加影响和贿赂的重灾区。因此，选举时，郡县的自由约曼农投票者是把真实的政治立场表达得最充分的阶层，也是距离引诱和恐吓最远的阶层；正如在上一代人中，骑士党和圆颅党以别的方式在同一阶层中招募了最勇敢的骑兵，而不是靠赏给这些人酒钱。
不过，比政治更甚的是，鹧鸪也能让乡绅与约曼农彼此冷眼相待。斯图亚特王朝晚期，有关乡绅阶层的立法将年收入低于一百英镑的自由人——也就是约曼农阶层中的绝大部分，排除在可以打猎的行列之外，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这样，很多贫穷的家庭就被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很多美味。即便有极个别约曼农的年收入超过了这项引人注目的法律的规定，他们打猎的权利也受人怀疑。就连罗杰爵士这样好心的乡绅，面对“年收入约一百英镑的约曼农”“属于打猎法许可范围之内”，最多也只会说，“如果他没有打掉那么多鹧鸪的话，他将是一个好邻居”——这里所说的是约曼农在自己的土地上打猎。[26]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代里，乡绅们对捕猎的过度热切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后果。随着猎枪的使用，他们对捕猎的兴趣成倍增长。在斯图亚特王朝，用枪打猎逐渐取代用鹰行猎，结果是鸟类数量急剧减少，鸟类供应看上去不再是耗之不尽的了。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射击鸟类”（shoot flying）已经是普通捕猎方式了。但是，这种方法仍然被看作颇具难度，且越是这么认为，人们就越会骑在马背上时不时地去练习。不过，围捕“栖息着”的野鸡，并当它们站立在较粗大的树枝上时射杀它们，仍然是乡绅们的传统捕猎项目。在草地上用网捕捉鸟也是流行的狩猎活动，其往往需要猎犬的参与，它们会在很深的草丛里找到猎物。罗杰爵士写道，“在他年轻的时候，一整个季节捕获过四十群鹧鸪”，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捕获的）。在《绅士娱乐》（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中，将粘鸟胶涂在细枝上，诱捕野鸡、野鸭还有画眉、鸫等各种鸟类落网，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引诱野鸭落入水边埋设的陷阱，是沼泽地里的一种行当，也是庄园“诱饵池塘”里的一项娱乐活动。但是，用枪打猎显然变得越来越流行，随之而来的是，捕猎活动越来越局限在射击特定的“猎物”——鸟类。近期，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法律为松鸡与黑色的雄松鸡专门划定了一块地方：可供它们藏身的石楠与蕨已经受到了保护，除了每年特定的时期，它们不可被烧掉，如果牧羊人违背法律而在这里放牧，则要受到鞭刑。艾迪生的托利党乡绅说，《狩猎法》（Game Law）将成为革命以来议会通过的唯一一部好法律。[27]
中世纪村庄生活的脏乱与悲惨，早已退出乡村中产阶层体面舒适的家庭生活。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用石头、砖块或半木制材料修建或扩大农舍的住房，修建风格与所用具体材料依本地特色而定。随着乡村繁荣而修建的建筑，在那些布匹制造对当地羊毛有大量需求的地方最显著，比如科茨沃尔德从15世纪至17世纪用石头修建的大型农场，还有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山民的住宅，他们的收入因肯德尔的布匹贸易而增多。[28]
除了为今日湖区的游客们所熟悉的建造优良的旧农舍，那时还有很多普通农舍，后来都消失或废弃了，更为贫穷的山民们在那里养育一大家子。孩子们围坐在母亲膝下，为肯德尔的布匹商们纺纱，等到孩子们长到可以爬上山岗，就可以牧羊了，他们还要将大块的石头沿着悬崖边砌成一道墙。现在不用那么辛劳的同龄孩子们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华兹华斯故乡的盛景也只是在18世纪里才逐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美妙平衡的典范。数个世纪之前，山谷中“乱七八糟、杂乱无章、沼泽遍地、毫无特色”，今天的人们则使用机器，过于成功地整改了山谷的自然面貌。但是在安妮统治时期，与山上及其周围不凡的建筑景观相比，山谷刚刚开始展露乡村的简单美好，既有序可循，也不过度有序。
尽管如此，到湖区的访客非常少。在笛福的游记以及同时代人的眼中，这里仍然是英格兰“最荒凉、贫瘠和恐怖”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出于个人所从事的行业的需要或者好奇心，会骑行在温得密湖的另一边以及哈德诺陡峭崎岖的山路上，并抱怨湖区谷地的面包“黑、粗糙又坚硬”，这里的房子则是由未经灰糨糊涂刷的石头所建造的“阴暗破小的陋室”，适合牲畜而非人居住。不过，“各处可以看到一些涂了墙泥的房子”，有时也能吃到一些精心烤制的可口的“燕麦面包”。从这些旅行者的印象中我们可以推断，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这一令人愉快的地区还没有那么繁荣，农场建筑与设施也没有取得太多发展。不过，温得密湖有名的特产“嘉鱼，已经出现在伦敦人的锅碗里”。[29]
邻近的诺森伯兰郡最近战火纷飞、一片荒蛮，但旅行者沿着南泰恩河岸及河谷前行，会看到“大量的面包和啤酒”以及母鸡与鹅，还有享有盛名的红葡萄酒——无疑，这是邻近的苏格兰乡绅们即便在战争时期仍会从法国进口红酒的缘故。当安妮女王继承王位后，诺森伯兰仍然设有郡看管人一职，其领取500英镑的报酬，负责赔偿所有被盗而未归还的牲畜，尽管雷德斯代尔与罗马城墙之间的旷野名声糟糕，却是最适合郡看管人讨价还价的地方，他也会“告知旅行者们这里的劫掠行当基本已被抛弃，而且本地每年都会为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抢劫提供小额补偿”。与苏格兰的和平，泰恩河畔的煤矿财富以及纽卡斯尔的贸易，促进了边境地带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30]不过，诺森伯兰外围的乡村地区仍然很贫穷，尽管居住人口比后来更加密集。很多现在包括一个单独的繁荣的牧羊场的镇区，在那时聚集着大约六个自耕农的小农场，养活着边境地带吃苦耐劳的人们。他们不习惯于舒适的生活，为产量甚微的燕麦而在荒原上耕种。
英格兰更南边的地区的文明更为古老，长久的和平让这里的生活舒适。各处都能看见正在形成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妙平衡景观，这是18世纪的标志风景。尽管灌木篱墙与果园仍然在荒野中占据主导，但农舍、农庄和集会场日益增多，其既有传统风格，也有更加典雅但更加简单的“安妮女王式”风格。我们现在的人认为，这种风格属于英格兰本土特色，但它在起源上受到了荷兰的影响。内部装饰也与建筑不相称：1710年，一名外国旅行者注意到，“现在，挂毯在英格兰已经不流行了，但是所有挂毯都是以不菲的价格镶嵌在墙上的”。陶瓷由荷兰和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带到欧洲，受到女士们的青睐，我们可以就此推断出，安妮女王时期城镇与乡村的大多数庄园的装饰方案为，蓝色与白色的陶瓷制品摆放在用裙板装过的壁龛里，带摆的落地大座钟装饰着东方的漆器工艺。格林林·吉本斯仍然打造着他那令人称赞的木制工艺。美洲印第安的红木开始输入英格兰，人们用此制作了被我们视作18世纪品位的更轻、更精美的家具。外国艺术品贩子们早已惊叹于这里随处可见的商机，“他们基本不需要靠诈骗英格兰人，就能将自己从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的无用之物高价兜售出去”。外国艺术家们声称，安妮统治时期贵族与乡绅们在乡村的大厅中挂着的意大利著名画师的画作，就像在罗马的所有宫殿和博物馆中能找到的一样多。[31]
范布勒的布伦海姆庄园，其宏大的构想和意想不到的细节，绝不是安妮时期的建筑特色。一般来说，安妮时期的宗教、学术和公共建筑，流行一种更为单一的风格，而普通居家建筑则秉持“优雅中简单”的理念。雷恩在生前活跃于伦敦的教堂和汉普顿宫的修建中，吉布斯正在学习那一随后在牛津大学修建了拉德克里夫图书馆的技艺，他们一起教授子孙后代，让他们“将古典的优雅与本土的活力相融合”。这些杰出人物留下的比例原则，被写入地方设计师和建筑师常用的教科书中，为漫长又幸福的18世纪的普通英格兰乡村与城镇的建筑奠定了基础。只是到19世纪这个学派衰败后，人们试图恢复古代雅典或中世纪的建筑时，英格兰才失去了自己的建筑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丑陋无序的业余创造和异域风格。[32]
[1] 他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出版了游记，但游记的大部分内容是他在安妮女王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写成的。1927年，科尔先生（Mr.Cole）编辑和再版了笛福的《不列颠游记（1724—1727）》（Tour through Great Britain（1724—1727））的第一版。
[2] 安妮时期，达比父子很可能发明了冶炼煤炭和焦炭的方法，从而代替了木材与木炭，但距离其大规模投入工业生产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3] Throurgh England on a Side Saddle，The Diary of Celia Fiennes，1888，pp.221-223.这部愉快的重要游记是基于威廉三世时期和安妮女王时期的旅行完成的。菲尼斯小姐是一名富有的不从国教者，是第三代萨耶和塞勒子爵（Third Viscount of Saye and Sele）的妹妹，她因兴趣和好奇而游览英格兰。
[4] 难以确定《林业志》是否引发了“成千上万树木”的种植，但可以肯定的是，复辟时期种植的树木茁壮成长，支撑了18世纪晚期战争中海军的需要。——Albion，p.131.
[5] 奥托吕科斯是古希腊神话人物，指偷盗者。——译者注
[6] 对此，安妮女王时期的法条、下议院日志以及地方史的记载都提供了大量相关例证。此处合举一例：1699年，威兹比奇和毗邻郡（剑桥北部）向议会下议院请愿，请求疏通拉克河——因为陆路运输不可行，而他们所在的地区只生产黄油、芝士和燕麦——以获得萨福克的小麦、裸麦和麦芽酒供应。（Watson’s History of Wisbech，1827，p.385.）这一时期加深和修建了水闸的河流包括，布里斯托尔的埃文河、约克郡的德文特河，剑桥郡的“从克莱港渡船到王后磨坊（Queen’s Mill）”的斯塔尔河与康河。（Statutes or the Realm，Ⅷ，pp.56-59，172-178；Barrett’s Bristol，p.697.）
[7] 1709年7月，罗伯特·莫尔斯沃思在唐克斯特附近的埃丁顿给他的妻子写信：“如果上帝降临丰收的天气，那么王国内将存储大量谷物，这正是海外所需要的，因此很有可能未来几年都能卖个好价钱。这必让我们的农民变得富裕。”次年，他又写道：“谷物的价格肯定要涨了，波罗的海突发的瘟疫将很快让我们与荷兰人禁止在此地的所有贸易，而荷兰一定会从我们这里买粮食。”[11]
[8] 马尔伯勒伯爵在向布伦海姆行军的那个夏季，一个约克郡的乡绅给他的妻子写信，其中说道：“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正如我现在根据经验所知）每一个自由农都可以圈占大量他自己的以及毗邻于他的共有土地（通常都是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只要他将足够多的共有地留给那些有权利使用的人，并声明放弃任何在自己离开的共有地上放牧的要求。这就是正在审理的情况，赫拉比的弗莱特维尔先生（我们的邻居），他甚至用此法律反对庄园主人卡斯尔顿勋爵，这也是我们与科恩斯伯勒之间的问题。”[18]
[9] 见本书（边码）第75页注释中关于人口数据的介绍。
[10] 每个庄园所支付的工资有所不同。1710年，一个约克郡绅士写道：“在巴恩斯利和沃特利周边的地区，要雇到一个好的农夫，每年不超过3英镑。戈弗雷爵士只给他的门卫3英镑14先令，百户长4英镑，因此我们都花了更多的钱，但是享受了更糟糕的服务。沃特利附近的农夫每天早上3点钟就都起来和牲畜们一起工作了，而在我们的庄园里，他们都躺到差不多7点才起来。但是沃恩的20英镑尤其令我愤怒。”那一年，我们应当记得，小麦价格为一夸脱34先令，其他的谷物价格更低。在伦敦西区，花2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块鸡肉。[21]
[11] 用物品支付工资是一种常见的虐待。威廉三世时期设定的固定汇率事实上对其进行了约束。但是，农场主和百户长仍旧强迫“贫穷的农民收下谷物以及其他的食物，而不是他们的雇用工资”。[23]
[12] 直到18世纪末，“约曼农”一词在使用中仍然包括大量的佃农和自由垦殖农。在对约曼农阶层最著名的所有描述中，休·拉蒂默在爱德华六世面前传教说，他身为“约曼农”的父亲耕种着另一个人的土地。
[13] 1688年，格里高利·金计算得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0万人，其中有16万（或18万）自由农家庭年收入在55英镑到91英镑；与此同时，15万个佃农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刚刚超过42英镑；15000个乡绅家庭的年收入则在280英镑至450英镑，这还不包括拥有头衔和更广阔土地的地主。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许多阶层的平均收入明显增加了。要将这些收入转换为现在的金钱是非常困难的。钱到底贬值了多少？一方面，小麦的价格与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平均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很多东西现在的价格是当时价格的5倍、10倍、20倍或者30倍。